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都面临结婚率下降、教育内卷、老龄化的叠加困境，皆投入了必要的资源进行政策调整，包括现金补贴、产假延长、托育建设等，但效果并不突出。最终，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政策失灵的原因是什么？
　　本文认为低生育率的问题不在于补贴的程度，而是能够促进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契约已不成立。之前，对于育儿的社会契约，涉及“谁为再生产孩子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的默认规则。在东亚国家，普遍认可“家庭自担、女性承重、教育竞争”的育儿状态，但这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异常脆弱，表现为生育率降低。因此，当这项共识不再存在的情况下，政策修补就变得异常困难。
　　二、社会再生产的系统性难题
　　社会发展的前提不仅是物质生产，还包括劳动力的日常恢复与代际更替；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揭示，家庭中无偿的育儿、家务、照料劳动对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压缩版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东亚社会的再生产危机，东亚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进入工业化社会并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社会再生产的配套体系依旧发育不完全，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因此，其中的成本被转移到家庭或女性身上。与此同时，代际传递更加注重教育投入，东亚国家的教育竞争由此展开，整个教育过程生产成本过高、风险过于集中、回报却带有不确定性，理性的个体更加审慎地考量生育问题。
　　三、五维突破机制
　　（一）社会共担型的再生产社会化。要将再生产成本重新转移到公共财政，这是重要条件，也是触发转变的关键环节。以德国为例，2007年进行改革，发放父母津贴，降低育儿成本，并在十年时间里普遍设置和建设托育设施，直到2020年，德国生育率回升至1.5-1.6，国家承担了大量育儿成本。相比较而言，法国3岁以下入托率接近60%。因此，为了促使再生产成本的真正社会化，各国应该提高托育的公共支出占比。
　　（二）实行“去内卷化”的教育培养体系。东亚教育的现状倾向于筛选人，且更甚于培养人，通过高考决定此后的资源分配，而德国模式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渠道，小学四年级分流一次，同时保障了晋升通道，表现为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高级技工，亦享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因此，父母就不会再寄希望于单一的教育竞赛，在多元通道托底的基础之上，促使教育培养体系的过程更加从容。
　　（三）父母双方共同养育。尽管政府颁布现金补贴政策，并加大托育政策力度，但育儿责任在性别上依然存在倾斜，低生育率就无法逆转。女性在作出理性选择时，认为生育的成本被间接摊入了职业成本中，因此，高学历女性采取少生或不生的策略。而北欧国家的“父亲配额”平衡了这一点，瑞典的带薪育儿假中，其中90天赋予了孩子的父亲。相比较而言，早期挪威父亲休产假的比例很低，但当配额制实施后，成效最显著，父亲休产假的比例迅速上升，且保障了父亲的产假使用率，这一政策增加了其陪伴新生儿的时间，逐步形成养育和培养的习惯，降低了配偶的养育负担。
　　（四）社会安全网兜底。目前的学业过度竞争，并非完全在于追求卓越，而是避免社会地位滑落，但学业过度竞争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这时社会安全网显得尤为重要。北欧的高生育率与其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直接相关，全民免费医疗、失业津贴等举措为居民兜底，其中公共住房为市民保驾护航，大学免费且提供生活津贴。在这样的保障体系下，年轻人可以在不陷入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谋求发展，由此缓解教育竞争。
　　（五）为再生产留出物理空间。在现代社会，时间属于稀缺的再生产资源。当劳动时间占用了休息时间，并试图挤占所有精力，那么养育孩子的“再生产”就被压缩到极限。由此合理化降低工作时间，且保障生活时间，成为促使员工幸福，保障育儿时间的标志性政策，而生活时间得以保障即意味着普通双职工家庭有时间分配给非工具性亲子时间，同时也有时间接送上下学、辅导作业等。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