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儒商精神到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三重变奏
　　传统儒商精神的核心范畴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以“仁义”划定商业行为的道德边界；二是以“诚信”筑牢市场交易的信用基础；三是以“和合”塑造商业竞争的关系伦理；四是以“济世”彰显财富积累的社会责任。传统儒商精神虽为商业活动赋予了道德正当性，却始终无法突破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性束缚。
　　近代民族实业家推动了儒商精神的第一次近代化转向，张謇、陈嘉庚、荣宗敬等企业家的实践证明，儒商精神中的“家国情怀”可以转化为支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重塑了儒商精神的制度基础，“又红又专”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红”代表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是对儒商“仁义”的阶级更新；“专”代表专业技术能力，是对儒商“诚信”的现代转化。20世纪90年代，部分企业家热衷于佩戴玉佩、研读《论语》、修建祠堂，却未对儒商精神内核开展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改造，这类“伪儒商”现象，正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前“文化拼贴”弊端的典型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论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系统提出企业家精神“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视野”的五维内涵。2023年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儒商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标志着相关研究的重心已经从“西方理论移植”转向“本土理论建构”。但这一转型过程中，仍缺乏对“第二个结合”方法论的系统运用。
　  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儒商精神的马克思主义重构
　　儒商精神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转化，必须实现对韦伯命题的制度批判性超越。其一，韦伯命题的本质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和人的异化；在“第二个结合”理论框架下开展转化，核心是扬弃资本逻辑催生的人的异化，始终坚守人民本位立场。其二，韦伯将精神动因归结为宗教救赎带来的内在焦虑，而马克思主义强调制度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儒商精神的转化不能依托宗教伦理复兴实现，而是要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剥离传统儒商对封建权力的依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注入独立、平等、法治的现代基因。在“第二个结合”的驱动下，儒商精神的核心范畴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构与升华：一是实现了从“义利并举”到“共同富裕”的财富观转化；二是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观转化；三是实现了从“诚实守信”到“法治契约”的信用观转化。
　  三、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实现机制
　　“两个毫不动摇”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生长的制度基石。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建构，核心围绕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核心功能”展开；民营企业家精神则更侧重培育市场敏锐度与创新突破能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体等载体实现优势互补与深度融合，从制度层面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共治的制度环境。有效市场依托价格信号与竞争机制，确立了企业家精神的筛选标准；有为政府通过优化制度供给，为企业家精神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场竞争压力与政府制度保障形成的正向反馈，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商业文化中依附权力的旧模式，确立起界限清晰、互动规范的“亲清”政商关系，推动企业家精神在法治化、市场化轨道上行稳致远。
　　新时代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该制度框架下，企业家通过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参与第三次分配主动回馈社会，承担起社会财富创造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新时代分配制度引导企业家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与社会福祉，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