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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与经验启示
文章字数：2733
新中国成立之初，淮河便成为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七十余年来，在“蓄泄兼筹”方针指引下，流域治理经历了从初期艰苦创业到改革开放后的系统推进，再到新时代全面深化的历史进程。回顾这一历程，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对于推动流域治理现代化、保障水安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起步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淮河治理被提上重要日程。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后，中央人民政府于当年10月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立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同年治淮委员会成立，统一负责流域的治理开发与管理工作。1951年，国家领导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淮建设高潮。在这一阶段，治理工作以恢复和建立基本防洪工程体系为核心目标，在上游兴建了一批大型水库用以拦蓄洪水，中游利用湖泊洼地开辟行蓄洪区，下游加固洪泽湖大堤并扩大入江入海通道。
（二）改革开放后的系统推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淮河治理步入了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水利部与流域各省水利部门共同开展了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工作，明确了以防洪为主要内容、以恢复和巩固现有工程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治理路径。199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后，国务院召开治淮治太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确定建设以防洪、除涝为主要内容的治淮19项骨干工程，再次掀起治淮建设高潮。此后十余年间，一大批防洪控制性工程、河道整治工程和行蓄洪区安全建设工程相继建成。2003年淮河大水后，国务院进一步要求加快治淮步伐，到2007年底基本建成19项骨干工程。在这一阶段，淮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形成，防洪除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开始关注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问题，治理内涵逐步丰富。
（三）新时代全面深化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淮河治理迈入全面深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国务院进一步部署实施治淮38项工程，着力解决淮河中游尾闾不畅、下游洪水出路不足等深层次问题，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与此同时，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从以往注重防洪安全，拓展为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系统治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先后建成，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得到根本性优化。技术手段上，数字孪生淮河建设和防洪“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系统的实战化应用，使流域调度从经验判断迈向智慧决策，标志着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跃升。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综合治理经验启示
（一）坚持正确治水方针与长远战略规划。淮河治理七十余年的实践表明，科学的治水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战略规划是取得成效的根本前提。“蓄泄兼筹”方针自1950年确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其内涵，始终是指导淮河治理的基本方略。这一方针准确把握了淮河流域既要蓄水利用、又要排水减灾的客观需求，兼顾了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的不同诉求。规划引领方面，从1951年编制第一个治理方略，到20世纪80年代完成流域综合规划，再到2012年国务院批复新一轮综合规划，每一次治理高潮的兴起都以科学规划为先导。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经过实践检验的治水方针，保持战略定力，一代接着一代干，流域治理就能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规划也需根据水情变化和认识深化适时调整，体现与时俱进精神。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淮河治理的核心任务始终是解决洪涝灾害问题，而工程体系的系统构建是根本保障。经过七十余年的持续建设，流域已形成上游拦蓄、中游行蓄分洪、下游扩大出路相结合的防洪工程布局，水库、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和控制性枢纽协同发挥作用。在工程体系建设中，既重视骨干控制性工程的枢纽作用，也注重干支流河道整治、平原洼地排涝等基础性工程，体现了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思路。同时，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统筹日益受到重视，防汛调度指挥系统、监测预警系统等非工程措施与实体工程互为补充，共同构成防洪减灾的完整链条。
（三）依托科技创新驱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初期人力施工到今日智慧调度，科技手段的每一次跨越都深刻改变着淮河治理面貌。早期治淮受技术条件所限，勘测、设计、施工以人力为主，但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佛子岭等大型水库的建设仍然创下新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多个技术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化施工逐步取代群众性人工作业，计算机和遥感技术开始应用于水情监测预报。进入新时代，以数字孪生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使流域治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如防洪“四预”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全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计算、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构建起“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络等。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防汛的决策精准度和预见期，也使水资源调度更加精细、河湖管理更加高效，带动治理模式实现了从粗放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的根本转变。
（四）完善流域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机制。淮河流经多省，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是治理顺利推进的关键。1950年治淮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在流域四省设立分支机构，确立了流域统一管理的基本架构。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确保了流域层面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又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属地管理优势。跨区域协作机制不断健全，淮河流域省际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等平台的建立，为协调解决跨省涉水问题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跨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的探索，使得交界水域的监管从过去各管一段逐步转变为上下游同治、左右岸共管。
三、结语
淮河流域综合治理七十余年历程是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缩影，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历史号召到今天建设安澜淮河、生命淮河、幸福淮河的奋斗目标，几代治淮人接续奋斗，使灾害频发的水系逐步转变为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段历程深刻表明，大型流域治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其中科学的治水方针和长远规划是前提，系统完备的工程体系是基础，科技创新的驱动是动力，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保障。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孪生、智慧调度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和流域生态治理理念持续深化，淮河治理必将在保障水安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水和谐的流域治理实践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
基金项目：2023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淠史杭工程建设中党的群众动员研究”（编号：2023CX016）；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纲要》教学与海外藏中共档案史料的分析及利用研究”（编号：sztsjh-2024-14-11）；2025年度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课题“淮河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编号：AHSGSZX2025Y02）
作者单位：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起步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淮河治理被提上重要日程。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后，中央人民政府于当年10月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立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同年治淮委员会成立，统一负责流域的治理开发与管理工作。1951年，国家领导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淮建设高潮。在这一阶段，治理工作以恢复和建立基本防洪工程体系为核心目标，在上游兴建了一批大型水库用以拦蓄洪水，中游利用湖泊洼地开辟行蓄洪区，下游加固洪泽湖大堤并扩大入江入海通道。
（二）改革开放后的系统推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淮河治理步入了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上世纪80年代，水利部与流域各省水利部门共同开展了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工作，明确了以防洪为主要内容、以恢复和巩固现有工程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治理路径。1991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后，国务院召开治淮治太会议，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确定建设以防洪、除涝为主要内容的治淮19项骨干工程，再次掀起治淮建设高潮。此后十余年间，一大批防洪控制性工程、河道整治工程和行蓄洪区安全建设工程相继建成。2003年淮河大水后，国务院进一步要求加快治淮步伐，到2007年底基本建成19项骨干工程。在这一阶段，淮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形成，防洪除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开始关注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问题，治理内涵逐步丰富。
（三）新时代全面深化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淮河治理迈入全面深化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治淮19项骨干工程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国务院进一步部署实施治淮38项工程，着力解决淮河中游尾闾不畅、下游洪水出路不足等深层次问题，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与此同时，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从以往注重防洪安全，拓展为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系统治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等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先后建成，流域水资源配置格局得到根本性优化。技术手段上，数字孪生淮河建设和防洪“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系统的实战化应用，使流域调度从经验判断迈向智慧决策，标志着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跃升。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淮河流域综合治理经验启示
（一）坚持正确治水方针与长远战略规划。淮河治理七十余年的实践表明，科学的治水方针和持之以恒的战略规划是取得成效的根本前提。“蓄泄兼筹”方针自1950年确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其内涵，始终是指导淮河治理的基本方略。这一方针准确把握了淮河流域既要蓄水利用、又要排水减灾的客观需求，兼顾了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的不同诉求。规划引领方面，从1951年编制第一个治理方略，到20世纪80年代完成流域综合规划，再到2012年国务院批复新一轮综合规划，每一次治理高潮的兴起都以科学规划为先导。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经过实践检验的治水方针，保持战略定力，一代接着一代干，流域治理就能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规划也需根据水情变化和认识深化适时调整，体现与时俱进精神。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淮河治理的核心任务始终是解决洪涝灾害问题，而工程体系的系统构建是根本保障。经过七十余年的持续建设，流域已形成上游拦蓄、中游行蓄分洪、下游扩大出路相结合的防洪工程布局，水库、堤防、行蓄洪区、分洪河道和控制性枢纽协同发挥作用。在工程体系建设中，既重视骨干控制性工程的枢纽作用，也注重干支流河道整治、平原洼地排涝等基础性工程，体现了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思路。同时，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统筹日益受到重视，防汛调度指挥系统、监测预警系统等非工程措施与实体工程互为补充，共同构成防洪减灾的完整链条。
（三）依托科技创新驱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初期人力施工到今日智慧调度，科技手段的每一次跨越都深刻改变着淮河治理面貌。早期治淮受技术条件所限，勘测、设计、施工以人力为主，但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佛子岭等大型水库的建设仍然创下新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多个技术突破。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化施工逐步取代群众性人工作业，计算机和遥感技术开始应用于水情监测预报。进入新时代，以数字孪生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使流域治理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如防洪“四预”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全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计算、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构建起“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络等。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防汛的决策精准度和预见期，也使水资源调度更加精细、河湖管理更加高效，带动治理模式实现了从粗放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的根本转变。
（四）完善流域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机制。淮河流经多省，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是治理顺利推进的关键。1950年治淮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在流域四省设立分支机构，确立了流域统一管理的基本架构。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既确保了流域层面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又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属地管理优势。跨区域协作机制不断健全，淮河流域省际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等平台的建立，为协调解决跨省涉水问题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跨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的探索，使得交界水域的监管从过去各管一段逐步转变为上下游同治、左右岸共管。
三、结语
淮河流域综合治理七十余年历程是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缩影，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历史号召到今天建设安澜淮河、生命淮河、幸福淮河的奋斗目标，几代治淮人接续奋斗，使灾害频发的水系逐步转变为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这段历程深刻表明，大型流域治理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其中科学的治水方针和长远规划是前提，系统完备的工程体系是基础，科技创新的驱动是动力，完善的体制机制是保障。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孪生、智慧调度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和流域生态治理理念持续深化，淮河治理必将在保障水安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水和谐的流域治理实践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
基金项目：2023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淠史杭工程建设中党的群众动员研究”（编号：2023CX016）；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纲要》教学与海外藏中共档案史料的分析及利用研究”（编号：sztsjh-2024-14-11）；2025年度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课题“淮河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编号：AHSGSZX2025Y02）
作者单位：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