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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时代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现状分析
文章字数：2024
截至2025年1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78.6%。《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所呈现的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揭示了媒介生态的深层变革：青少年成为新增主力，短视频与算法推荐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始重塑信息获取方式。在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规模持续扩大，这张由智能媒介织就的网，正给思政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文化传播的“算法失灵”与刻板印象桎梏难除
马克思论及民族交往时，强调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每一民族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傣族泼水节、壮族三月三等，这些符号背后是深厚的精神特质。在智媒时代，一个问题日益凸显：当流量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逻辑，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往往被算法“降维处理”。
以2020年9月西藏纳木错景区事件为例。一名旅游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购票经历，称拍摄景区环境时遭工作人员误解并发生口角。景区随后就服务态度致歉，但事件迅速发酵。评论区的撕裂耐人寻味：一方主张“顾客至上”，一方强调“入乡随俗”，更有少数声音借题发挥。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藏族的传统文化信仰——部分民众相信拍照可能摄走魂魄，未能通过有效传播抵达游客认知。
藏区地处偏远，在过往时代其独特文化难以广泛传播。智媒时代来临，藏区借短视频平台大力推广自然景观，游客蜂拥而至，但文化的“算法可见性”严重失衡：风景获得流量倾斜，禁忌与习俗却沉入信息盲区。大量游客对当地文化缺乏基本了解便贸然前往，触碰禁忌后引发冲突。
二、高校学生价值观“窄化”风险
2025年的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八成。对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而言，网络已不仅是工具，更是认知社会的“主窗口”。微信维系日常社交，短视频平台塑造娱乐方式，智能算法则悄然筛选着他们看见的世界。
问题在于，算法的逻辑是“迎合”而非“引领”。初入大学的学生正值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社会接触有限、辨别能力尚未成熟。他们习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社会事件，而非主动检索官方信息。当算法根据点击偏好不断推送同类内容，学生便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对某一民族的认知，可能完全来自几条情绪化的短视频或网红的片面解读。
纳木错事件中，旅游博主通过微博发布的个人遭遇，本身带有立场。算法根据用户互动行为，将此类内容推送给对“旅游纠纷”“民族冲突”标签感兴趣的人群。对于从未到过藏区的学生，连续接收此类信息后，很可能不自觉地形成“藏族野蛮”的刻板印象。马克思强调交往主体应保持独立判断，但在算法编织的认知闭环中，独立判断的空间被挤压，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喂养出的情绪认同。
三、生成式AI兴起与主体性消解
智媒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工智能从“工具”走向“主体性幻觉”。马克思交往理论强调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但当下的悖论在于：原本应由人支配的智能媒介，正在悄然“支配”人——这种异化，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尤为触目。
豆包、DeepSeek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但部分学生将这种便利异化为逃避思考的捷径。面对课堂提问或作业，他们直接求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答案获取的瞬间满足了“完成感”，思考的过程却被完全跳过。长此以往，独立提出问题、组织逻辑、批判审视的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基础表达能力亦受影响。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认知模式的改变。长期沉浸于短视频的强感官刺激，学生逐渐丧失长逻辑思考的耐心，遇事追求“即时结论”。当他们依赖AI完成思考、依赖算法筛选信息，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开始模糊，情感逐渐淡漠。更需警惕的是，生成式AI输出的价值观往往是“平均化”的，无法承担价值引领功能。学生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可能淡漠道德与法律约束，走向社会主流价值的反面。
四、高校舆情引导的“技术代差”
面对智媒时代的挑战，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应对机制明显滞后。少数民族学生因共同信仰与文化，在社交中呈现较强群体性特征，形成特定的交往圈子。巴特尔曾指出，少数民族高校舆论具有独特难控性，源于民族文化内在凝聚力。这一特性在算法时代被放大：圈子内部的共识通过社交媒介快速强化，外部信息难以进入。
当前高校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存在多重短板。其一，缺乏专业化的舆情管理队伍，多数学校由辅导员或行政人员兼任，面对算法驱动的舆论裂变，响应速度和专业能力均显不足；其二，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尚未跟上智媒节奏，民族文化教育仍停留在“知识普及”层面，缺乏对算法逻辑、媒介素养的系统性训练；其三，高校官方新媒体平台内容僵化，无法在学生习惯的传播场域中形成有效触达。
马克思强调交往主体应具备相应能力以实现有效互动。教师队伍专业性缺失，思政教育便难以引导学生正确应对智媒时代的交往困境。当学校监测力度跟不上信息传播速度，日常小摩擦极易在算法助推下演变为大冲突，影响校园稳定，阻碍学生形成健康的交往能力。
智媒时代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正在经历的日常。当算法开始塑造认知、AI开始替代思考，网络舆情引导的命题已从“如何管控”转向“如何共生”。这需要高校以更专业的姿态，回应技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文化传播的“算法失灵”与刻板印象桎梏难除
马克思论及民族交往时，强调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每一民族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傣族泼水节、壮族三月三等，这些符号背后是深厚的精神特质。在智媒时代，一个问题日益凸显：当流量成为内容分发的核心逻辑，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往往被算法“降维处理”。
以2020年9月西藏纳木错景区事件为例。一名旅游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购票经历，称拍摄景区环境时遭工作人员误解并发生口角。景区随后就服务态度致歉，但事件迅速发酵。评论区的撕裂耐人寻味：一方主张“顾客至上”，一方强调“入乡随俗”，更有少数声音借题发挥。这场风波的根源在于藏族的传统文化信仰——部分民众相信拍照可能摄走魂魄，未能通过有效传播抵达游客认知。
藏区地处偏远，在过往时代其独特文化难以广泛传播。智媒时代来临，藏区借短视频平台大力推广自然景观，游客蜂拥而至，但文化的“算法可见性”严重失衡：风景获得流量倾斜，禁忌与习俗却沉入信息盲区。大量游客对当地文化缺乏基本了解便贸然前往，触碰禁忌后引发冲突。
二、高校学生价值观“窄化”风险
2025年的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八成。对于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学生而言，网络已不仅是工具，更是认知社会的“主窗口”。微信维系日常社交，短视频平台塑造娱乐方式，智能算法则悄然筛选着他们看见的世界。
问题在于，算法的逻辑是“迎合”而非“引领”。初入大学的学生正值价值观塑造关键期，社会接触有限、辨别能力尚未成熟。他们习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社会事件，而非主动检索官方信息。当算法根据点击偏好不断推送同类内容，学生便容易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对某一民族的认知，可能完全来自几条情绪化的短视频或网红的片面解读。
纳木错事件中，旅游博主通过微博发布的个人遭遇，本身带有立场。算法根据用户互动行为，将此类内容推送给对“旅游纠纷”“民族冲突”标签感兴趣的人群。对于从未到过藏区的学生，连续接收此类信息后，很可能不自觉地形成“藏族野蛮”的刻板印象。马克思强调交往主体应保持独立判断，但在算法编织的认知闭环中，独立判断的空间被挤压，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喂养出的情绪认同。
三、生成式AI兴起与主体性消解
智媒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工智能从“工具”走向“主体性幻觉”。马克思交往理论强调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但当下的悖论在于：原本应由人支配的智能媒介，正在悄然“支配”人——这种异化，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尤为触目。
豆包、DeepSeek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但部分学生将这种便利异化为逃避思考的捷径。面对课堂提问或作业，他们直接求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答案获取的瞬间满足了“完成感”，思考的过程却被完全跳过。长此以往，独立提出问题、组织逻辑、批判审视的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基础表达能力亦受影响。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认知模式的改变。长期沉浸于短视频的强感官刺激，学生逐渐丧失长逻辑思考的耐心，遇事追求“即时结论”。当他们依赖AI完成思考、依赖算法筛选信息，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开始模糊，情感逐渐淡漠。更需警惕的是，生成式AI输出的价值观往往是“平均化”的，无法承担价值引领功能。学生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可能淡漠道德与法律约束，走向社会主流价值的反面。
四、高校舆情引导的“技术代差”
面对智媒时代的挑战，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应对机制明显滞后。少数民族学生因共同信仰与文化，在社交中呈现较强群体性特征，形成特定的交往圈子。巴特尔曾指出，少数民族高校舆论具有独特难控性，源于民族文化内在凝聚力。这一特性在算法时代被放大：圈子内部的共识通过社交媒介快速强化，外部信息难以进入。
当前高校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存在多重短板。其一，缺乏专业化的舆情管理队伍，多数学校由辅导员或行政人员兼任，面对算法驱动的舆论裂变，响应速度和专业能力均显不足；其二，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尚未跟上智媒节奏，民族文化教育仍停留在“知识普及”层面，缺乏对算法逻辑、媒介素养的系统性训练；其三，高校官方新媒体平台内容僵化，无法在学生习惯的传播场域中形成有效触达。
马克思强调交往主体应具备相应能力以实现有效互动。教师队伍专业性缺失，思政教育便难以引导学生正确应对智媒时代的交往困境。当学校监测力度跟不上信息传播速度，日常小摩擦极易在算法助推下演变为大冲突，影响校园稳定，阻碍学生形成健康的交往能力。
智媒时代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正在经历的日常。当算法开始塑造认知、AI开始替代思考，网络舆情引导的命题已从“如何管控”转向“如何共生”。这需要高校以更专业的姿态，回应技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