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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引发劳动异化的思考
文章字数：2103
当前正处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数据、算力与算法的融合推动人类社会逐步迈向人机分工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正全面渗透着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不仅重构了生产要素体系，还重塑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与存在方式。而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介入了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引发了人机关系转型的新困境。沿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路径审视当代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不难发现即使资本运行方式和剥削方式随着技术发展更加隐蔽，但其增殖的本性从未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仍然处于资本逻辑运行。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在主体、对象与场景方面呈现出三个新特征。其一，劳动者的数字化与自主性的消解。在传统雇佣关系中，劳动者虽受资本支配，仍有限自主性；而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生产体系中，劳动者则被转化为一系列可分析、可量化、可预测的数据集合。算法依据这些数据对劳动者进行评估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工作节奏乃至他的行为模式都被算法预先设定。其二，劳动对象的“数据化”与产品异化的彻底性。传统工业生产以物质实体为劳动对象与产品，劳动者还能直观感知自身劳动与产品的物质关联。而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活动，则日益以数据、算法模型与算力为核心劳动资料与对象。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无论是主观的内容创造，还是被动的行为留痕，其直接产物均为非物质形态。这些数据一产生就脱离了劳动者，被资本零成本占有。劳动者不仅无法占有、支配自身劳动所生成的数据产品，甚至无法掌握这些产品的最终形态与价值实现路径。劳动产品与生产者的分离，由此达到了一种空前彻底的程度。其三，劳动场景模糊。传统产业资本主义中，生产与非生产领域界限分明，工人下班后即享有个人空间；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在云端的集中与算法的即时响应能力，使得工作指令可以随时传达给劳动者；通信软件将家庭、旅途等私人场景转变为潜在工位。这使得“下班”的概念趋于模糊，使劳动者无法区分劳动与生活。不仅如此，劳动者在软件社交、娱乐中的行为，实则为智能系统生产数据，劳动成为被技术所裹挟。这种“自由”表象下的全域劳动，彻底消解了劳动的“自由自觉”属性。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程度加剧，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借助算法、数据与算力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实现的剥削技术升级。它并未改变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根本目的，而是通过伪装和隐藏，使压榨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形式更隐蔽。在这一过程中，算法成为规训劳动者的工具，数据成为被无偿占有的产品，算力则成为驱动这一剥削体系运转的基础。
人工智能加剧了劳动异化并不是技术进步自身的产物，而是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沦为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这种异化恰恰是马克思异化劳动四重特征在当今的体现。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塑了劳动形态。然而，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其信息、数据、符号等常常与其自身相异化。在“产消合一”模式下，劳动者日常创造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支配，以文本、图像、代码等创意性劳动为例，平台通过大规模训练使生成过程趋于自动化与概率化，这种自动生产模式削弱了创作者对产出过程的控制，导致创作成果的原创性不容易界定且很容易被资本家占有。此外，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变为冰冷抽象的数字符号，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互动缺乏实质性内容。人工智能技术虽打破了时空限制，却导致劳动者工作强度的增加，劳动时间的延长，并使劳动者休息的时间也被纳入其他资本的数据生产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资本对人的控制，凸显了人与类本质及人与人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被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动者沦为等待执行人工智能命令的载体，不断进行机械、重复的劳动，丧失了自我创造与反思的能力，这样人的生命意义便趋于虚无。在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按需经济等新型劳动形态中，劳动者缺乏稳定保障，与资本的关系退化为市场交易，他们常常为谋生而被迫接受不稳定状态，使得类本质异化加剧。同时，企业中由算法构建的竞争体系扭曲了人和人的情感关系，绩效、排名机制使劳动者不断陷入麻木痛苦，同事间的协作关系被竞争取代；为了在系统中生存，劳动者被迫陷入内卷，接受更长的工时与更低的工资。技术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未公平分配，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与人与人的对立。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收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构成资本积累的基础。用户在线上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数据商品，被平台垄断并用于精准营销与增值。闲暇生活无形中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环。有些技术发达国家更借由基础设施与数据霸权，建立全球监控与剥削系统，将异化从国内推向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劳动的异化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深化，揭示了其异化劳动四重特征，这四重特征相互交织，构成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新形态。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异化困境，根源在于其社会应用方式，而非技术本身。扬弃异化，并非要抛弃技术进步，而是要变革技术得以应用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使之复归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目的。这需要在实践层面探索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化治理与应用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在主体、对象与场景方面呈现出三个新特征。其一，劳动者的数字化与自主性的消解。在传统雇佣关系中，劳动者虽受资本支配，仍有限自主性；而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生产体系中，劳动者则被转化为一系列可分析、可量化、可预测的数据集合。算法依据这些数据对劳动者进行评估和管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工作节奏乃至他的行为模式都被算法预先设定。其二，劳动对象的“数据化”与产品异化的彻底性。传统工业生产以物质实体为劳动对象与产品，劳动者还能直观感知自身劳动与产品的物质关联。而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活动，则日益以数据、算法模型与算力为核心劳动资料与对象。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无论是主观的内容创造，还是被动的行为留痕，其直接产物均为非物质形态。这些数据一产生就脱离了劳动者，被资本零成本占有。劳动者不仅无法占有、支配自身劳动所生成的数据产品，甚至无法掌握这些产品的最终形态与价值实现路径。劳动产品与生产者的分离，由此达到了一种空前彻底的程度。其三，劳动场景模糊。传统产业资本主义中，生产与非生产领域界限分明，工人下班后即享有个人空间；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在云端的集中与算法的即时响应能力，使得工作指令可以随时传达给劳动者；通信软件将家庭、旅途等私人场景转变为潜在工位。这使得“下班”的概念趋于模糊，使劳动者无法区分劳动与生活。不仅如此，劳动者在软件社交、娱乐中的行为，实则为智能系统生产数据，劳动成为被技术所裹挟。这种“自由”表象下的全域劳动，彻底消解了劳动的“自由自觉”属性。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程度加剧，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借助算法、数据与算力这些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实现的剥削技术升级。它并未改变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根本目的，而是通过伪装和隐藏，使压榨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形式更隐蔽。在这一过程中，算法成为规训劳动者的工具，数据成为被无偿占有的产品，算力则成为驱动这一剥削体系运转的基础。
人工智能加剧了劳动异化并不是技术进步自身的产物，而是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沦为资本无限增殖的工具，这种异化恰恰是马克思异化劳动四重特征在当今的体现。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塑了劳动形态。然而，劳动者生产的劳动产品，即其信息、数据、符号等常常与其自身相异化。在“产消合一”模式下，劳动者日常创造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支配，以文本、图像、代码等创意性劳动为例，平台通过大规模训练使生成过程趋于自动化与概率化，这种自动生产模式削弱了创作者对产出过程的控制，导致创作成果的原创性不容易界定且很容易被资本家占有。此外，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变为冰冷抽象的数字符号，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互动缺乏实质性内容。人工智能技术虽打破了时空限制，却导致劳动者工作强度的增加，劳动时间的延长，并使劳动者休息的时间也被纳入其他资本的数据生产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强化了资本对人的控制，凸显了人与类本质及人与人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被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动者沦为等待执行人工智能命令的载体，不断进行机械、重复的劳动，丧失了自我创造与反思的能力，这样人的生命意义便趋于虚无。在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按需经济等新型劳动形态中，劳动者缺乏稳定保障，与资本的关系退化为市场交易，他们常常为谋生而被迫接受不稳定状态，使得类本质异化加剧。同时，企业中由算法构建的竞争体系扭曲了人和人的情感关系，绩效、排名机制使劳动者不断陷入麻木痛苦，同事间的协作关系被竞争取代；为了在系统中生存，劳动者被迫陷入内卷，接受更长的工时与更低的工资。技术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未公平分配，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与人与人的对立。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收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构成资本积累的基础。用户在线上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数据商品，被平台垄断并用于精准营销与增值。闲暇生活无形中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环。有些技术发达国家更借由基础设施与数据霸权，建立全球监控与剥削系统，将异化从国内推向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劳动的异化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深化，揭示了其异化劳动四重特征，这四重特征相互交织，构成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新形态。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异化困境，根源在于其社会应用方式，而非技术本身。扬弃异化，并非要抛弃技术进步，而是要变革技术得以应用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使之复归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目的。这需要在实践层面探索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化治理与应用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