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的效能提升，既要立足中华大地深耕理论根基，用中国理论精准阐释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等鲜活实践，又要以波澜壮阔的中国实践反哺理论创新，让中国思想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穿透力，让中国主张既彰显特色又回应人类共同关切。通过破除“西方中心论”等话语陷阱，以讲好“三对关系”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党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塑造力，为党的外宣工作筑牢更坚实的阵地。
 　 讲好韧性威权与政党制度的关系
　　韧性威权理论是目前海外中共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分析框架，在西方学界形成了特定的解读范式，其观点常被西方媒体引述放大。学者沈大伟、李星、黎友安都曾对相关内容进行过论述。然而，由于长期受海外政治环境熏陶，这些学者的研究往往隐含意识形态偏见，并非真正的学术中立者。我们必须警惕某些学者借助所谓“学术研究”包装错误政治思想，将中国制度曲解为“威权变体”。以沈大伟为例，他虽曾驳斥“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但其2015年在《华尔街日报》的撰文却刻意放大个别问题，将舆论引向“中国末日论”的误区。因此，调试论、韧性论背后究竟是何种思维模式在主导，不能只看表象、仅从文字理解其意图。正如“修昔底德陷阱”一般，一些西方公知利用虚构概念构建话语霸权，向世界散播不实宣传，误导大众认知，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在对外宣传中，要处理好海外热点议题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全面系统地剖析和辨别这类理论；同时，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用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破解西方话语壁垒。例如，针对海外影响力较大的相关理论撰写书评、研究心得等，客观辩证地呈现其优缺点，既不片面批评，也不盲目支持，重点一针见血地指出误读之处，以学术视角开展“观点碰撞”，在宣传中逐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此外，需警惕部分海外中共研究学者的“变色龙”特质——他们常在不同国家的媒体平台发表截然相反的言论。对此，可通过整理分析形成海外中共研究“白名单”和“黑名单”，为制定针对性宣传策略提供依据。
　  讲好强力反腐和集中领导的关系
　　许多海外学者长时间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单线思维”模式突出，看待问题容易陷入僵化、固化、教条化的窠臼，缺乏辩证思考的能力。甚至有学者无视中国反腐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片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大力反腐多年，查处的贪污腐败干部数量庞大却仍屡禁不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却未能客观认识“反腐净党”的本质。针对此类错误言论，在对外传播中应细化舆论反制措施，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给予回应。首先，完善海外舆情实时监测机制，覆盖学界、政界、商界等多个领域，构建多维度信息收集网络，一旦出现错误认知，保证能够及时截获信息，从源头上减少扩散。此外，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关键字，精准定位舆论焦点和对冲点，迅速组织专家团队从事实、数据、逻辑层面加以应对。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学术期刊、主流媒体等多媒体平台大量转发权威解读，形成舆论声势，淡化错误言论的影响。不仅如此，对一些恶意污蔑必须给予正面反击，在各类官方媒体平台开辟海外专栏，用具体案例和详实数据驳斥谎言，做到“以正视听”。
　  讲好权力赋予和权力监督的关系
　　近年来，关于权力的研究在西方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有些海外学者提出，负责查处腐败现象的纪委监委部门的工作人员权力大到不得不令人担忧，而对他们的监督机制尚不健全。反腐机构集中化、反腐权力集中化、反腐力量集中化，导致监督困难。十八世纪的著名政治演说家埃德蒙·伯克提出“权力越大，滥用职权的危险就越大”，这一思想依然深刻影响着西方学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机制逐渐建立健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仍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政府在赋予监督部门权力的同时，更要考虑对监督部门的监督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医者不自医”的现象，被海外学者揪住不放，趁机夸大做文章。在反腐败工作的对外宣传中，一是要讲成就、讲变化，二是要讲监督、讲自省。事实上，反腐机构权力过大是世界性普遍问题：美国反腐机构管辖范围广泛，部分州的反腐机构拥有行政处分权和惩戒权；有些国家的反腐机构具备越级报告权，甚至可携带武器执行任务。可见，反腐机构的监管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需要各国互通有无、共同探索。基于此，可倡议召开全球反腐监督机制大会，召集海内外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及反腐机构工作人员共同商讨解决方案，交流经验心得，集思广益，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反腐合作。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传播，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新时代的对外话语传播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着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必须把握内外宣传的规律特点，树立“内外兼顾”的传播意识，坚持“内外一致”的传播导向，同时做好“内外有别”的传播建设，全面系统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传播效能。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