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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公里”筑牢堡垒：机关干部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先锋动能
文章字数：286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重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及其现代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总体上面临资源分散化、诉求多元化、矛盾复杂化等多重挑战。因此，本文着重分析现阶段基层治理的难题，根据机关所能、基层所需、群众所盼的理念，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下沉基层，旨在构建多方联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其中明确提到“城乡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逐步构建起“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传导的治理体系，这为新时期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和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路径。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增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支点[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在坚实的基层中建立基础，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稳固，我们需要将社会治理的重心向下转移，将更多的资源、服务和管理投入到基层中，以此来不断提高我们在城乡基层的精准、全面的服务管理能力[3]。毫无疑问，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我们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点。
二、现阶段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治理场域的条块关系有待优化。实践证明，政府条块分割往往会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基层和地方超负荷工作，部门与政府各自为战；二是管理信息失真；三是在压力型和运动型治理中缺乏对官员的规制而导致治理失灵。基层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位置，其内部关系更为复杂。在基层管理中，由于基层政府是条块结构，既要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其所辖各个职能部门又要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与控制，这种条块交织往往会出现权责失衡、协调困难、各自为战、难以统管等。基层管理压力大、能力不足，这种不理想的基层关系往往制约着基层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及效果的实现。
（二）自下而上民意表达通道畅通性偏弱。国家管理权力运行途径进一步实现自上而下的通畅。国家权力运行借助科层制的运行方式，使国家意志能够顺利传达到基层社会乃至个人。但是基层民众在表达意愿方面缺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国家权力运行中基层民众诉求表达的自下而上途径还不畅通，需要畅通制度性民意表达渠道，防止个体意愿表达渠道阻滞。良好的民意表达渠道本身就能促进民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需要畅通和拓宽；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加强，否则会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
（三）组织动员能力与社会参与不足并存。在处理复杂多变、多元的基层事务时，当前基层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基层治理主体更倾向于完成易于量化的经济发展事务等关键任务，而对其他任务则主要按照最基本标准策略性地完成。其次，科层体制常常导致“行政驱动”过度，但在激发内在活力，尤其是促进内在发展方面存在不足。目前，我国处于由“强政府”与“弱社会”构成的“半强国家”阶段，推动向“强政府”与“强社会”构成的“强国家”转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三、机关干部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元主体社会治理体系，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完善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主要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包括机关部门、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协同治理主体。政府要充分发挥组织者、执行者、领导者以及政策设计者的作用，让机关党员深入基层，积极参与基层各类事务；村委会等基层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管理，开展协商讨论，实施民主决策，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自治方式和内容；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为基层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同时，公众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培养主人翁精神。同时，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度，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兼顾基层各方诉求，保障各方利益，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基层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商，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充分调动基层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及时化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性矛盾，达成一致意见，增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能。
（二）加强基层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基层治理是个系统工程，乡镇（街道）不是万能的，单打独斗行不通，很多事情要靠多个部门联动、多股力量协同，才能走出画地为牢的怪圈。机关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下沉基层后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辖区单位党组织共商共建，把驻区单位、辖区企业等各方面资源整合起来，协同社会力量“握指成拳”，无处不引领、无处不参与，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向“大合唱”转变，从“小马独拉车”到“多马齐拉车”转变，以万马奋蹄之力实现基层共治。例如：构建由市场监管、城管、消防、应急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的“应急管理消防一体化工作站”，采取“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体化领导、多部门作战、片区执法、全科执法的新型工作模式，解决好“权有限、责无限”“有资源、调不动”的共性难题。再如：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推行“1+N”联动调解机制（1个综治中心统筹，司法、公安、法院、检察院等N个基层部门协同），常态化开展矛盾排查、治安防控和法治宣传，让“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成为基层居民的习惯。
（三）发挥机关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基层治理难题。发挥在推进基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特点，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引导激励广大机关党员干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充实一线队伍力量，助力解决急难愁盼，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健全机关党组织联基层包小区机制，成立以部门单位党组织书记为组长的结对共建领导小组，围绕组织共建、综治共抓、服务联做等内容，实现机关单位党组织与基层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平急结合的结对共建活动，主动融入基层小区参与基层治理，变基层服务“独角戏”为多方协调“大合唱”。比如：用机关“红色能量”浇灌“万栋楼宇”。管理好“双报到”党员，强化“线上组群+线下编队”动员力量，妥善处理好“平时”与“战时”不同状态的工作，平时当好“探头”，“八小时以内”做好文明城市创建、环境卫生整治、入户宣讲动员等工作。
四、结语
基层是党执政大厦的根基，是治理的神经末梢，“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畅，直接影响着党的政令畅通，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的民意信任度和满意度。通过推动机关干部领导重点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沉，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范逢春.基层赋权与资源下沉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J].人民论坛,2025(07):32-35.
[2]朱杰.干部“沉下去”助力基层治理“强起来”——基于武汉市汉阳区的调研[J].学习月刊,2024(01):38-41.
[3]李燕,项俊.党员干部下沉常态化体系的构建与思路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0(11):93-95.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其中明确提到“城乡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逐步构建起“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传导的治理体系，这为新时期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和加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路径。
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增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支点[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在坚实的基层中建立基础，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稳固，我们需要将社会治理的重心向下转移，将更多的资源、服务和管理投入到基层中，以此来不断提高我们在城乡基层的精准、全面的服务管理能力[3]。毫无疑问，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我们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点。
二、现阶段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层治理场域的条块关系有待优化。实践证明，政府条块分割往往会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基层和地方超负荷工作，部门与政府各自为战；二是管理信息失真；三是在压力型和运动型治理中缺乏对官员的规制而导致治理失灵。基层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位置，其内部关系更为复杂。在基层管理中，由于基层政府是条块结构，既要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其所辖各个职能部门又要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与控制，这种条块交织往往会出现权责失衡、协调困难、各自为战、难以统管等。基层管理压力大、能力不足，这种不理想的基层关系往往制约着基层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及效果的实现。
（二）自下而上民意表达通道畅通性偏弱。国家管理权力运行途径进一步实现自上而下的通畅。国家权力运行借助科层制的运行方式，使国家意志能够顺利传达到基层社会乃至个人。但是基层民众在表达意愿方面缺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国家权力运行中基层民众诉求表达的自下而上途径还不畅通，需要畅通制度性民意表达渠道，防止个体意愿表达渠道阻滞。良好的民意表达渠道本身就能促进民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需要畅通和拓宽；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建设也需要加强，否则会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
（三）组织动员能力与社会参与不足并存。在处理复杂多变、多元的基层事务时，当前基层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基层治理主体更倾向于完成易于量化的经济发展事务等关键任务，而对其他任务则主要按照最基本标准策略性地完成。其次，科层体制常常导致“行政驱动”过度，但在激发内在活力，尤其是促进内在发展方面存在不足。目前，我国处于由“强政府”与“弱社会”构成的“半强国家”阶段，推动向“强政府”与“强社会”构成的“强国家”转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三、机关干部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多元主体社会治理体系，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完善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体系，主要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包括机关部门、社会组织、公众、企业等在内的多元化协同治理主体。政府要充分发挥组织者、执行者、领导者以及政策设计者的作用，让机关党员深入基层，积极参与基层各类事务；村委会等基层机构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组织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管理，开展协商讨论，实施民主决策，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自治方式和内容；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为基层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同时，公众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积极响应社会号召，培养主人翁精神。同时，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度，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兼顾基层各方诉求，保障各方利益，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基层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协商，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充分调动基层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及时化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性矛盾，达成一致意见，增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能。
（二）加强基层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基层治理是个系统工程，乡镇（街道）不是万能的，单打独斗行不通，很多事情要靠多个部门联动、多股力量协同，才能走出画地为牢的怪圈。机关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下沉基层后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辖区单位党组织共商共建，把驻区单位、辖区企业等各方面资源整合起来，协同社会力量“握指成拳”，无处不引领、无处不参与，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向“大合唱”转变，从“小马独拉车”到“多马齐拉车”转变，以万马奋蹄之力实现基层共治。例如：构建由市场监管、城管、消防、应急管理部门共同组成的“应急管理消防一体化工作站”，采取“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体化领导、多部门作战、片区执法、全科执法的新型工作模式，解决好“权有限、责无限”“有资源、调不动”的共性难题。再如：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推行“1+N”联动调解机制（1个综治中心统筹，司法、公安、法院、检察院等N个基层部门协同），常态化开展矛盾排查、治安防控和法治宣传，让“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成为基层居民的习惯。
（三）发挥机关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基层治理难题。发挥在推进基层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特点，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引导激励广大机关党员干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充实一线队伍力量，助力解决急难愁盼，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健全机关党组织联基层包小区机制，成立以部门单位党组织书记为组长的结对共建领导小组，围绕组织共建、综治共抓、服务联做等内容，实现机关单位党组织与基层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平急结合的结对共建活动，主动融入基层小区参与基层治理，变基层服务“独角戏”为多方协调“大合唱”。比如：用机关“红色能量”浇灌“万栋楼宇”。管理好“双报到”党员，强化“线上组群+线下编队”动员力量，妥善处理好“平时”与“战时”不同状态的工作，平时当好“探头”，“八小时以内”做好文明城市创建、环境卫生整治、入户宣讲动员等工作。
四、结语
基层是党执政大厦的根基，是治理的神经末梢，“最后一公里”通不通畅，直接影响着党的政令畅通，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的民意信任度和满意度。通过推动机关干部领导重点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沉，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范逢春.基层赋权与资源下沉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J].人民论坛,2025(07):32-35.
[2]朱杰.干部“沉下去”助力基层治理“强起来”——基于武汉市汉阳区的调研[J].学习月刊,2024(01):38-41.
[3]李燕,项俊.党员干部下沉常态化体系的构建与思路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20(11):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