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古今镜鉴:从中国古代吏治看当代整治违规吃喝
文章字数:1593
吏治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重大课题之一,官员腐化吃请作为“舌尖上的腐败”,既是吏治腐败的表现,更是千百年来朝野各方政风、作风的现实反映。就历史上从汉代到清代历届王朝的相关治理行动来看,亦是如此。2025年6月,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集中整治违规吃喝的通知》,在全党开展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这既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继承。
一、中国古代治理官员吃喝问题的历史实践
(一)严刑峻法的尝试与修正。对于官员吃喝浪费的监管,中国最早的记载为汉代汉景帝时期的举措,当时命令当地官员接受地方的款待应予以“立即免职”。但由于太过严厉,最终改为“餐费自备,吃多少赔多少”的折中措施。
(二)制度化约束的探索。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系统治理公务消费的朝代之一,朝廷颁行“券食”之制,对来往官员规定了统一的公用饭食标准,违反者受罚。但又因监察不力,变作官员豪饮的漏洞,泾州知州滕子京耗费16万贯公使钱(相当于一千万人民币)招待宴请,仅降职被罢,由此可见存在执法不严的窘境。
(三)最高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明太祖朱元璋家境贫寒,对于官员的奢靡风气极不满意。他为马皇后的祝寿宴上亲自做表率,以炒萝卜、炒韭菜、炒青菜、葱花豆腐和清汤“四菜一汤”为标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菜一汤”规矩。但受其监督力度有限的影响,地方官员仍然变相奢靡横行,甚至出现了“有十二官员强逼坊长接待致其倾家荡产自尽”的事情,说明基层权力异化仍是当时的痼疾。
二、历史治理的经验教训与深层矛盾
古代治理公款吃喝的实践虽未能根治问题,但也为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和作风整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是严酷之刑无法持续,应考量现实合理性。北魏的“吃羊一头即是死罪”和汉代的“公款吃喝即时免官”,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因为脱离了现实而无法长期实施。这也说明,在治理措施中要符合现实,否则会成为口号化,而阶段性惩罚机制尚不足以对作风建设的长期行为产生效力。
二是制度存在漏洞,必须加强监管。宋朝的“公使钱”本是规范接待费用的,可是由于没有任何审计和公开管理,反成为官吏放肆挥霍的平台。明朝的“四菜一汤”本身是个好的设想,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形成一竿子插到底的制度约束,地方官员也可找到变通办法,仅有制度设计而无严格约束难以真正遏制吃喝问题。
三是畸形官场文化影响,要铲除特权思维。清代官员年俸为180两,一顿宴席要20两,为了凑足一餐宴席费用,官员们被迫向下摊派,层层吃喝,层层摊派,造成特权阶层大吃大喝的官场文化。这种特权阶层违规吃喝、“法不责众”的官场文化是系统性腐败的组成部分。因此治理吃喝现象不能单靠制度,更需要铲除特权思维,净化官场生态。
三、古今对比视角下的治理启示
一是加强制度规范: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个别时候“一刀切”会有效果,当“一刀切”管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把标准细分,比如说公务接待,可以规定可以使用简餐,便于公务交流和工作落实。有的地方针对关键岗位的同志采取针对性举措,将负面清单理出,对财务岗位、接待岗位这样的关键岗位人员约谈等,把问题解决在早期。
二是完善监督体系:从单维度监督到多元监督。虽然古代制定了部分的监督体系,但是都比较单薄,不成体系,达不到好的效果。例如宋代仅通过御史暗察,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如今,党的作风建设监督体系构建了“群众监督+部门监督+大数据监督”的大监督体系,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效果。
三是风腐同查同治:从单兵作战到合力攻坚。中国古代传统的单一惩处是从个体处治,只能治其一脏。今日之风腐同查同治,“吃喝+腐败”双线查扣,斩断利益输送通道,实现治其一源。
历史是一面镜子,唯有汲取古人智慧,结合现代治理手段,才能真正破解“舌尖上的腐败”这一难题,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1.中共青岛市委党校;2.青岛润水水务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3.青岛市海润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一、中国古代治理官员吃喝问题的历史实践
(一)严刑峻法的尝试与修正。对于官员吃喝浪费的监管,中国最早的记载为汉代汉景帝时期的举措,当时命令当地官员接受地方的款待应予以“立即免职”。但由于太过严厉,最终改为“餐费自备,吃多少赔多少”的折中措施。
(二)制度化约束的探索。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系统治理公务消费的朝代之一,朝廷颁行“券食”之制,对来往官员规定了统一的公用饭食标准,违反者受罚。但又因监察不力,变作官员豪饮的漏洞,泾州知州滕子京耗费16万贯公使钱(相当于一千万人民币)招待宴请,仅降职被罢,由此可见存在执法不严的窘境。
(三)最高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明太祖朱元璋家境贫寒,对于官员的奢靡风气极不满意。他为马皇后的祝寿宴上亲自做表率,以炒萝卜、炒韭菜、炒青菜、葱花豆腐和清汤“四菜一汤”为标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菜一汤”规矩。但受其监督力度有限的影响,地方官员仍然变相奢靡横行,甚至出现了“有十二官员强逼坊长接待致其倾家荡产自尽”的事情,说明基层权力异化仍是当时的痼疾。
二、历史治理的经验教训与深层矛盾
古代治理公款吃喝的实践虽未能根治问题,但也为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和作风整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是严酷之刑无法持续,应考量现实合理性。北魏的“吃羊一头即是死罪”和汉代的“公款吃喝即时免官”,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因为脱离了现实而无法长期实施。这也说明,在治理措施中要符合现实,否则会成为口号化,而阶段性惩罚机制尚不足以对作风建设的长期行为产生效力。
二是制度存在漏洞,必须加强监管。宋朝的“公使钱”本是规范接待费用的,可是由于没有任何审计和公开管理,反成为官吏放肆挥霍的平台。明朝的“四菜一汤”本身是个好的设想,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形成一竿子插到底的制度约束,地方官员也可找到变通办法,仅有制度设计而无严格约束难以真正遏制吃喝问题。
三是畸形官场文化影响,要铲除特权思维。清代官员年俸为180两,一顿宴席要20两,为了凑足一餐宴席费用,官员们被迫向下摊派,层层吃喝,层层摊派,造成特权阶层大吃大喝的官场文化。这种特权阶层违规吃喝、“法不责众”的官场文化是系统性腐败的组成部分。因此治理吃喝现象不能单靠制度,更需要铲除特权思维,净化官场生态。
三、古今对比视角下的治理启示
一是加强制度规范:从“一刀切”到“精准施策”。个别时候“一刀切”会有效果,当“一刀切”管不好的时候,就可以把标准细分,比如说公务接待,可以规定可以使用简餐,便于公务交流和工作落实。有的地方针对关键岗位的同志采取针对性举措,将负面清单理出,对财务岗位、接待岗位这样的关键岗位人员约谈等,把问题解决在早期。
二是完善监督体系:从单维度监督到多元监督。虽然古代制定了部分的监督体系,但是都比较单薄,不成体系,达不到好的效果。例如宋代仅通过御史暗察,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如今,党的作风建设监督体系构建了“群众监督+部门监督+大数据监督”的大监督体系,能够发挥更大的治理效果。
三是风腐同查同治:从单兵作战到合力攻坚。中国古代传统的单一惩处是从个体处治,只能治其一脏。今日之风腐同查同治,“吃喝+腐败”双线查扣,斩断利益输送通道,实现治其一源。
历史是一面镜子,唯有汲取古人智慧,结合现代治理手段,才能真正破解“舌尖上的腐败”这一难题,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1.中共青岛市委党校;2.青岛润水水务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3.青岛市海润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