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历经数千年沉淀，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从《尚书》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伦理自觉，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担当，再到近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生死抉择，家国情怀始终是凝聚民族精神、维系社会秩序、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浪潮冲击、社会转型加速的今天，重新审视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既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更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家国情怀的生成与中华文明独特的宇宙观、人生观密不可分。在农耕文明滋养下，中国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将个体生命与家族、社会、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种思维投射到社会结构中，便构建起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框架的“家国同构”体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中，个人价值通过家庭实现，家庭利益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儒家经典《大学》将这一思想体系化，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治世纲领，使家国情怀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追求，也通过蒙学教育渗透到民间社会，形成“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集体认同。这种文化基因使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即便遭遇外族入侵或内部动荡，也能通过文化认同实现民族整合。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家国情怀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下，知识分子将“家国”概念从宗法体系解构，重构为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公民责任。梁启超以“少年中国说”唤醒青年担当，鲁迅用“我以我血荐轩辕”诠释知识分子的家国大义，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归国投身“两弹一星”事业，这些历史瞬间见证了家国情怀与现代民族意识的深度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将“忠君爱国”升华为“爱国爱民”，将“光宗耀祖”转化为“服务人民”，使家国情怀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成为现代公民精神的重要源泉。
　　在当代社会，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为构建共同精神家园的文化基石。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加速，但文化认同危机也日益凸显。家国情怀所蕴含的“和而不同”智慧，为处理个体与集体、本土与全球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其既强调“各美其美”的文化自觉，又主张“美人之美”的包容胸襟，这种辩证思维有助于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家国情怀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成为时代课题。传统文化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利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伦理方案。抗疫斗争中，医护人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战书，社区工作者舍小家为大家的坚守，普通民众自觉配合防疫的公民意识，都是家国情怀在当代的生动实践。这种精神力量超越了功利计算，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道德自觉，印证了家国情怀作为社会凝聚力核心要素的当代价值。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家国情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东方智慧。当西方文明仍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两极徘徊时，中华文化“民胞物与”的情怀展现出独特的解决路径。这种情怀既反对原子化个体的疏离，也警惕极端集体主义的异化，主张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辩证关系中寻求平衡。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抗疫合作，中国方案始终贯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这正是家国情怀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当然，传承家国情怀并非简单复古，而是需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的今天，让年轻一代在虚拟空间中感受家国情怀的温度，这需要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媒介深度融合。故宫文创产品让文物“活起来”，《国家宝藏》节目用综艺形式讲述文物故事，这些尝试证明家国情怀完全可以通过时代语言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也要警惕将家国情怀简化为空洞的口号，而应通过制度保障让爱国情感转化为具体行动，如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健全公民参与机制等，使家国情怀具有可触摸的现实载体。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灯塔，其既不是束缚个体的枷锁，也不是排斥异己的壁垒，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密码，是化解现代性困境的智慧源泉。当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当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公德，家国情怀便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终将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单位：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