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困境与创新。通过制度、文化、阶级视角，揭示资本扩张、殖民文化残余及治理壁垒对共同体凝聚力的结构性消解，指出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本质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矛盾在差异性社会的投射。研究提出“制度协同—文化赋能—群众动员”路径：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整合利益，塑造“湾区精神”，强化阶级联合与思政教育。该研究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了区域范例，彰显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化解制度张力、抵御意识形态渗透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实践前沿，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乎国家主权与区域融合。本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制度、文化、阶级维度的辩证统一，探索超大规模差异性社会中的共同体构建路径，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创新提供实践范例。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耦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揭示了共同体本质是消灭私有制后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通过制度重构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强调共同体形态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以社会公平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历史唯物主义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共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物质性本质，将根基锚定于历史实践与生产交往，同时融合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赋予共同体文化主体性。二者耦合体现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实践观与中国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张革命打破制度桎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共同体意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实现意识形态建构与物质改造的统一，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治理提供理论范式。
 　 二、粤港澳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实践困境与矛盾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揭示资本逻辑扩张加剧社会分化。粤港澳实践中，资本主导的资源配置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劳动者权益分化削弱共同体认同，印证了马克思“资本积累导致两极积累”规律。资本侵蚀公共领域，将“一国两制”制度差异异化为利益博弈工具，消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凝聚优势。殖民文化残余通过历史叙事重构割裂粤港澳共同记忆，制造“文化无根性”困境，这与西方“文明冲突论”刻意放大制度差异、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共谋，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粤港澳三地法律行政碎片化阻碍生产要素协同配置，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破除制度藩篱，重构适应公有制主体的超区域治理体系，推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矛盾化解，强化社会主义制度整合效能。
　　三、制度创新与文化赋能：粤港澳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优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4]，为粤港澳制度协同提供根本遵循：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重构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垄断，建立跨境社保、职业资格互认等普惠机制，以公有制夯实利益共同体。制度创新需贯彻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推动三地治理规则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型。构建“湾区精神”需整合中华文化、红色基因与改革记忆，将马克思主义嵌入文化叙事，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抵御殖民文化侵蚀。“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2]，需通过跨境产业工人技能互通与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筑牢共同体的阶级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湾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培育代际传承力量，最终形成“制度牵引—文化浸润—群众动员”的立体化实践模式。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制度协同破除资本垄断，以文化赋能重塑共同记忆，依托阶级联合筑牢群众基础，才能为粤港澳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创新路径。该实践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化“一国两制”融合，推动民族复兴与区域发展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1、55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