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名句。但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作，德语和汉语差异巨大，德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不同语言体现着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又产生不同的哲学形态。西方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巨大差异，其中包括对世界基本反思的差异，并由此使用了不同概念。汉语和西方语言的词汇，多数不能对应，反映在哲学上即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哲学描述和反思世界时所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经常不很匹配。其中包括如何翻译being这一西方哲学基本概念的问题。
　　Being常被译作“存在”。学界早有人质疑过这种译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方面，汪子嵩、王路等哲学史家质疑过，译作“思维与存在”是否符合恩格斯的原意？陈康先生曾指出，严格说来，现有汉语词汇的本义都无法对应being。
　　一、being之含义
　　问题最早来自希腊古代的哲学家巴门尼德，讲thinking与being有同一性，被国内译作“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后来亚里士多德从句型分析入手，详细阐发了being。众所周知，印欧语系有系动词“是”，其基本句型即“S是P”，不含系动词的句子也可以转换成“S是P”的形式。如“我穿了一件红袍”可转写为“我是穿了红袍的”。“S是P”中的“是”对应德语中的Sein；凡可以代入基本句型“S是P”中的语言成分，如“陈六”“人”“恶鬼”“必要的”“going”等，无论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无论名词还是动词分词或形容词，都可被称作Seiende（德语）。而二者在英语中都是being。
　　“存在”即中国哲学有无之辨中的“有”，是真实存在之义，表示物质实体。存在即“实存”，在汉语中并无区别。我们通常讲存在就是真实存在，并不说虚构的事物如玉皇大帝存在。由此可以看出，“being”与“存在”的内涵和外延不同。being是更抽象的概念，因此其外延最大。而存在所能表述者仅限于物质实体，无法涵盖虚构者如令狐冲、孙悟空、鬼，一般也不包括going、nice等词性的词。所以，存在（有）的指称范围明显小于being。况且概念“being”来自句型分析，“有（存在）”来自有无之辨（对是否存在的判断），二者的思维截然不同。从分析基本句型“S是P”，产生了西方两门悠久的学问——形而上学、形式逻辑。形而上学研究“是之为是”，逻辑学研究“是”必须遵循的逻辑公理。可以说，巴门尼德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悠久传统。我们常译作“本体论”的ontology实为“是论”，即研究关于“是”的学问，on即古希腊语中的“是”。Being来自语言分析，巴门尼德所谓的同一性即“思则能言，言则能思”，存在并无这种基础。这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翻译being？
　  二、being之翻译
　　对翻译的本质，陈康先生指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本土所未有的思想”。陈先生的翻译原则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用“存在”翻译being即以辞害义，本质是“格义”，即用本土已有思想概念去生搬硬套另一种语言承载的思想。历史上，佛教传入华夏的前期，即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中土的学人常用儒家、道家等的本土概念去比附佛教的概念，以迅速接引佛学，辅助初步理解，可以说在前期，格义无疑是必要的，有助于尽快建立理解的基本框架。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土的学人理解佛学日益深入，格义带来的词义偏移越来越影响真谛的传播，就有必要从梵文本身出发来理解，在翻译层面就抛弃了格义。为了准确翻译，就要新增发明一些汉语中本来没有的词汇作为翻译术语，如“无明”“众生”“如来”之类。新增的佛教汉语词汇，不仅极大方便了在华夏普及佛学，而且这些词汇在后世深入人心，增加了汉人的思维广度。另外，在佛典翻译中，有些汉语原有词汇被赋予新义用于术语翻译，如“空”等。这两种情况对思想学术有极大的意义。近现代引进的西方术语汉译也有诸多相似的例子，如“政治”“经济”等。
　　陈康、汪子嵩、王路等先生都讨论过being的译法，我们现在研究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进了新时代，即需要摆脱格义而从原文出发理解翻译的时代。此时就需要针对西方哲学的术语构造新的汉语复合词（类似“如来”之例）或将汉语固有词汇赋予新义用于翻译（如“空”之例）。以上几位先生认为，汉语中的系词“是”用来翻译“being”最合适，因为being也源于系词，而且“是”在成语“实事求是”中也有名词用法，稍加注解，习以为常，自然可以准确理解其含义。而传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本将Sein、Das-ein、Existenz三个词都译作过“存在”，这本身就抹平了原文中的概念差异，混淆术语。
　　三、回到恩格斯的文本中理解being
　　恩格斯那句话的原文：“Die großeGrund-fragealler,speziellneuerenPhilosophieistdienachdemVerhältnisvonDenkenundSein.”传统汉译本把“DenkenundSein”译作“思维与存在”，对应英文即“thinkingandbeing”。“thinking”译作“思”或“思维”没什么问题，但如何翻译“being”则是问题。前文说过being比存在更加抽象，外延比存在更大，若译作“存在”势必造成词义偏移，不能准确反映恩格斯的原义。
　　笔者赞成王路先生等人，赞成把Sein、Da-sein、Existenz分别译作“是”“此是”“存在”。恩格斯那句名言就变成了：“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和‘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世界观层面，“是”（being）只有以感性为基础才有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显著差异。但马克思也指出，虚构的being在文化领域可以产生真切的影响力，比如宗教、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之类。如此翻译可以避免许多误解。许多人在学习中都感到西方哲学史的主线似乎并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而去质疑恩格斯，却忽视了翻译造成的问题。译作“存在”并不符合西方哲学史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