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白河》中，作者黄光耀围绕一处处地名书写关于白河的记忆，从冷水溪、芦花洲到仙人洞，承载着民间记忆的白河既串联起田家的家族记忆，也呈现出通往历史深处的民间脉络。黄光耀以民间记忆为窗口，展现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家庭与个人命运。白河作为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既保有原生民间社会的复杂特质，也随着历史洪流不断向前发展。白河与底层大众联系紧密，是孕育民间记忆的典型场域，而民间记忆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非主流性与难以被言说的特质，使其始终面临被历史筛选和修改的处境，也恰好反映出正统历史对这类记忆的遮蔽与忽略。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白河作为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正是这三者的统一，所突显出的是以田家作为典型代表的白河沿岸村民的集体记忆，他们的记忆从先辈定居于此便开始了记忆与场所的联结，因而白河对于沿岸居民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记忆原点。书中田岩宝关于河流的哲思、田荷花的婚恋启蒙以及田大年搬家，这些都与河流产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正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结果。白河最初的作用是为当地民众提供生存的民间物质场所，其次是繁衍的场所，最后是精神原乡的慰藉，在此意义上白河形成了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的统一。也正因如此，在田岩宝的世界里，白河如母乳一般孕育了他的生命，这份滋养既来自物质层面，也完成了对河流认知的意识塑造。在白河沿岸居民的观念中，河流是神圣且值得感恩的存在，这是被河流养育所催生的情感，也是人与土地互动形成的自然崇拜。文中写到先辈们将身体器官的名称投射到白河各处，为流域内的地点赋予称呼，这些名称的传承与背后的意蕴，恰恰投射出底层民众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因此，白河既是典型的民间形态空间，也是民间记忆的生成场域。
　　陈思和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时提出，“民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方向，它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渠道，同时具备形态多元性与藏污纳垢的特点。事实上，这一沟通渠道的形成恰好源于民间本身的特质：民间的多元性与藏污纳垢性，意味着其承载的记忆需要接受合法性审判，而这种局面的背后，是权力话语对合法性的维护与争夺。离经叛道的田大年是典型的民间人物代表，担任大队支书的何诗光则是政治权力的代表，在二人的博弈中，田大年的身份与命运被无情改写。同理，彭梯玛也在时代洪流中，被个人仇恨与政治权力无情审判。以田大年和彭梯玛为代表的个体记忆无法进入正统历史叙事，甚至会被历史和集体遮蔽、修改，这正是合法性争夺的结果。民间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它的特质并不代表民间记忆拥有独立性，反而说明民间记忆始终难逃权力的筛选与篡改。历史化与经典化是构建国家记忆传统的两个核心面向，在记忆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维度，二者体现的正是对记忆的普遍性总结与特殊性修改。所谓普遍性，就是从民间记忆中提取可用于历史记忆与经典记忆书写的内容，让民间成为记忆的生成场域与被选择对象；而所谓特殊性，就是剔除民间承载的私人记忆细节与内容，完成对记忆书写合法性的争夺。
　　黄光耀依托白河这一流动的物质载体从民间的视角呈现地方与历史，通过湘西地方的家族记忆和生命体验建构起民间与历史的互动细节。田家的兴衰变化表面上是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的交流互动，背后更是历史对于个体和家庭的形塑。黄光耀的民间记忆书写反映出的是民间记忆的不合法性与被动性，白河串联起村民对于地方的整体感知和记忆，然而这种感知和记忆的合法性却始终未被政治人物、文化知识分子等权力阶层言说和认同，被动性就此而产生。白河是湘西土家族人生存和生活感知的生命之河，呈现出土家朴野记忆中的至真、至善、至美。作为记忆之场的白河，在记忆与历史的互动中，终究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家族记忆，无法被纳入系统的历史书写之中，折射出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无奈，最终也只能随着时间而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