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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钢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发展与贡献
文章字数：2958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工业受战火威胁日甚，1938年2月7日，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与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负责汉阳铁厂等设备之内迁事宜，并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下辖綦江铁矿、南桐煤矿两处，统筹拆运及内地工业建设等事宜。迁川设厂后，“钢迁会”发展迅速，生产规模日益壮大，后期虽逐渐萎缩，但在增加战时军工生产、支撑抗战方面的作用仍值得深入探究。
关键词：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内迁；战时生产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战火燃至我国土地，沿海钢铁工业遭受严重破坏，然“钢铁为抗战所必需，不可一日或缺”，为保存工业实力，支撑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决议实施工业内迁，蒋介石令翁文灏、俞大维组织汉阳铁厂拆运事宜：“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同年三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下称“钢迁会”）成立，专门负责厂矿内迁及建设。本文通过探析“钢迁会”的发展及沿革，以期阐释其在全面抗战岁月中的贡献与意义。
一、工业接续：“钢迁会”的活跃与衰落
“钢迁会”成立之后，便承担起拆迁汉、冶两厂设备及六河沟铁厂设备的任务，拉开了这个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起初，拆迁任务阻力重重，当时，“钢迁会”所面临的拆迁困难主要有二：（1）设备之老旧；（2）运输之困难。
首先是设备问题，以汉阳铁厂为例，该厂彼时已停工十余年，“机器炉座，大都陈旧腐坏，零件缺损尤多”，铁厂设备，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安装也基本由国外工程师完成，以国内当前的工业技术，自主拆卸、检修难度极大。为解决这个困难，“钢迁会”着手“广泛召集流散在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参加该项工作”，专家们细心筹划，大胆施工，至武汉撤迁，拆卸了汉阳铁厂内炼铁炉、炼钢炉等重要器材，为西南后方输送了大量工业设备。
其次是运输问题，我国公私各运输机构，对于长江上游之大量运输，甚少经验，大件笨重器材之装卸设备，极感缺乏。此外，随着战局的日益紧张，战火影响也渐入腹地，南京失陷后，日军攻势更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六河沟铁厂等地遭日军轰炸严重，敌机肆虐，给设备运输造成了极大困难。为完成运输，“钢迁会”在湖北、重庆等地先后征用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以及大量小型船只，以便加快运输进程，但仍缺少大量劳动力，“后幸有大量得力员工，详加探查，并积极抢运重要设备，使得所拆卸器材得以到达目的地”，虽然在抢运过程中，仍有大量设备被炸毁，员工伤亡惨重，但正是大量工人前仆后继，沿海工业之火种得以有效保存，彰显了我国工人在抗战中珍贵的钢铁精神。
在完成长达7个月拆迁后，“钢迁会”拆卸的设备器材总重量达到5.68万吨，拆迁工作结束后，“钢迁会”开始了在西南大后方的选址工作，初期拟选址于綦江县之三溪场，因适宜煤铁矿运输，此决案获多数人员认可，但惟綦江河水浅、滩多，不适宜笨重物资之运输，此决案终作罢，1938年8月，正式决定在大渡口设厂，“同年9月，与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合办建钢铁厂于大渡口，厂址位于扬子江旁”，同年冬天，又与第三工厂合并，规模尚称宏大。厂址设立后，“钢迁会”渐着手兴建，1940年正式设立綦江铁矿、南桐煤矿、綦江水道运输管理处；1941年成立大建分厂筹备处；1942年兴建煤铁两矿联络铁路工程处等，并增开直井、收买土窑，由此，“钢迁会”渐成规模，职工人数至1942年达5580人，煤、铁产量也愈加扩大，“1941-1947年间，共产生铁56500吨，平均年产量为8071吨”，实为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47年之后，由于各部门机器均已破旧且未更换，障碍频发，生产能力逐渐下降，加之生产成本上升与经费逐渐见绌，“钢迁会”的生产规模日趋萎缩，据数据统计：“钢迁会”1937年1月生铁产量为1753吨，至10月仅剩483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紧张和国统区内经济的逐渐崩溃，1949年3月，“钢迁会”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工厂，厂内均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并未发挥作用，全国解放前夕，全厂基本属于停产状态，厂内更是一片萧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战时的“钢迁会”逐渐转型成如今的重庆钢铁公司。
二、烽火颂歌：“钢迁会”的贡献与意义
（一）优化了我国工业布局。抗日战争以前，由于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困难以及社会环境复杂，我国工业呈现着东西分布极不均衡的局面，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且以农业为主，“就沿海各省——冀、鲁、苏、浙、闽、粤而言，所有工厂厂数为2241家，更占全国的92％”。工业的畸形布局成了抗日战争前我国工业的一大特点，使得我国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程度严重不足，而“就矿产资源而言，川康两省的宝藏很丰富，云贵两省也很可观”。抗日战争进程推进之后，我国沦陷区逐渐扩大，沿江沿海工业不得不开始西迁，而“钢迁会”正是众多工业西迁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无论是拆运工业设备，抑或是开发西部矿产资源，它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过程中，“钢迁会”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畸形的工业布局。
（二）精进钢铁工艺，培养技术人才。“钢迁会”成立之际，其内部就汇聚了大量专业人才，主任委员杨继曾、副主任委员张连科、委员鲁循然等一众管理层人员均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新兴人才的加入，为这个诞生伊始的企业注入了一股活力，后来，为精进工业技术，扩大生产，更是引进了一批专业知识储备丰富的工程师，共同攻克工业生产中的一系列难题。高技术人才的大量引进也使得厂内学术氛围异常浓厚，技术人员积极搜集国外专业杂志，以此为线索展开讨论，并在讨论中不断精进技术。虽然“钢迁会”逐渐缩产并最终解散，但也为新中国的钢铁建设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工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除留厂技术人才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外，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所及设计院等单位的技术带头人，许多都出自“钢迁会”。在攻坚技术难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火消耗数量极大，而武器弹药的生产离不开各类金属、钢铁制品，“钢迁会”下属的綦江铁矿、南桐煤矿两处，矿产藏量十分丰富：綦江铁矿矿区面积642公亩15公厘，铁矿蕴藏量约4500万吨，属赤铁矿，含铁量45%至54%；南桐煤矿矿区面积1012公顷14公亩77公分，长约10公里，煤炭估计蕴藏量约6000万吨。两大矿区的丰富矿产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来源，此外，“钢迁会”还为兵工生产供应了大量钢材，1943年到1945年，钢迁会提供各兵工厂制造枪、炮、弹的钢材占到所产钢材总量的50％～70％，甚至还尝试制作一些半成品武器，比如炸弹、地雷和一些枪支用料，可以说，全面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八载并取得最终胜利，离不开钢迁会在兵工生产领域提供的有力支撑。
于抗战危局中奉命组建，肩负工矿内迁的艰巨使命；继而扎根西南大后方，化作支撑持久抗战的动力枢纽；终在重重矛盾与困境下解体，“钢迁会”十余载波澜壮阔的战时历程就此落幕。它于战火之中诞生，却又在黎明到来之际悄然退场。自“钢迁会”投身于生产之际，便在战争之际焕发自身独有的作用，支持抗战、培养人才，在抗日战争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日战争结束后，它似乎并没有共用分享着胜利的果实，而是在结束后的几年间不断退化、变质，最终逐渐离散，但总的来说，“钢迁会”的成立，确实有着极大的贡献与意义，为战争的胜利以及工业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战时体制下的国家、企业与个人：钢迁会设备西迁研究”（编号：2023AH050436）。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内迁；战时生产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战火燃至我国土地，沿海钢铁工业遭受严重破坏，然“钢铁为抗战所必需，不可一日或缺”，为保存工业实力，支撑持久抗战，国民政府决议实施工业内迁，蒋介石令翁文灏、俞大维组织汉阳铁厂拆运事宜：“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同年三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下称“钢迁会”）成立，专门负责厂矿内迁及建设。本文通过探析“钢迁会”的发展及沿革，以期阐释其在全面抗战岁月中的贡献与意义。
一、工业接续：“钢迁会”的活跃与衰落
“钢迁会”成立之后，便承担起拆迁汉、冶两厂设备及六河沟铁厂设备的任务，拉开了这个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起初，拆迁任务阻力重重，当时，“钢迁会”所面临的拆迁困难主要有二：（1）设备之老旧；（2）运输之困难。
首先是设备问题，以汉阳铁厂为例，该厂彼时已停工十余年，“机器炉座，大都陈旧腐坏，零件缺损尤多”，铁厂设备，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安装也基本由国外工程师完成，以国内当前的工业技术，自主拆卸、检修难度极大。为解决这个困难，“钢迁会”着手“广泛召集流散在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参加该项工作”，专家们细心筹划，大胆施工，至武汉撤迁，拆卸了汉阳铁厂内炼铁炉、炼钢炉等重要器材，为西南后方输送了大量工业设备。
其次是运输问题，我国公私各运输机构，对于长江上游之大量运输，甚少经验，大件笨重器材之装卸设备，极感缺乏。此外，随着战局的日益紧张，战火影响也渐入腹地，南京失陷后，日军攻势更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六河沟铁厂等地遭日军轰炸严重，敌机肆虐，给设备运输造成了极大困难。为完成运输，“钢迁会”在湖北、重庆等地先后征用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以及大量小型船只，以便加快运输进程，但仍缺少大量劳动力，“后幸有大量得力员工，详加探查，并积极抢运重要设备，使得所拆卸器材得以到达目的地”，虽然在抢运过程中，仍有大量设备被炸毁，员工伤亡惨重，但正是大量工人前仆后继，沿海工业之火种得以有效保存，彰显了我国工人在抗战中珍贵的钢铁精神。
在完成长达7个月拆迁后，“钢迁会”拆卸的设备器材总重量达到5.68万吨，拆迁工作结束后，“钢迁会”开始了在西南大后方的选址工作，初期拟选址于綦江县之三溪场，因适宜煤铁矿运输，此决案获多数人员认可，但惟綦江河水浅、滩多，不适宜笨重物资之运输，此决案终作罢，1938年8月，正式决定在大渡口设厂，“同年9月，与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合办建钢铁厂于大渡口，厂址位于扬子江旁”，同年冬天，又与第三工厂合并，规模尚称宏大。厂址设立后，“钢迁会”渐着手兴建，1940年正式设立綦江铁矿、南桐煤矿、綦江水道运输管理处；1941年成立大建分厂筹备处；1942年兴建煤铁两矿联络铁路工程处等，并增开直井、收买土窑，由此，“钢迁会”渐成规模，职工人数至1942年达5580人，煤、铁产量也愈加扩大，“1941-1947年间，共产生铁56500吨，平均年产量为8071吨”，实为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47年之后，由于各部门机器均已破旧且未更换，障碍频发，生产能力逐渐下降，加之生产成本上升与经费逐渐见绌，“钢迁会”的生产规模日趋萎缩，据数据统计：“钢迁会”1937年1月生铁产量为1753吨，至10月仅剩483吨。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局势趋于紧张和国统区内经济的逐渐崩溃，1949年3月，“钢迁会”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工厂，厂内均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并未发挥作用，全国解放前夕，全厂基本属于停产状态，厂内更是一片萧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战时的“钢迁会”逐渐转型成如今的重庆钢铁公司。
二、烽火颂歌：“钢迁会”的贡献与意义
（一）优化了我国工业布局。抗日战争以前，由于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困难以及社会环境复杂，我国工业呈现着东西分布极不均衡的局面，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南、西北地区，且以农业为主，“就沿海各省——冀、鲁、苏、浙、闽、粤而言，所有工厂厂数为2241家，更占全国的92％”。工业的畸形布局成了抗日战争前我国工业的一大特点，使得我国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程度严重不足，而“就矿产资源而言，川康两省的宝藏很丰富，云贵两省也很可观”。抗日战争进程推进之后，我国沦陷区逐渐扩大，沿江沿海工业不得不开始西迁，而“钢迁会”正是众多工业西迁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无论是拆运工业设备，抑或是开发西部矿产资源，它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过程中，“钢迁会”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畸形的工业布局。
（二）精进钢铁工艺，培养技术人才。“钢迁会”成立之际，其内部就汇聚了大量专业人才，主任委员杨继曾、副主任委员张连科、委员鲁循然等一众管理层人员均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新兴人才的加入，为这个诞生伊始的企业注入了一股活力，后来，为精进工业技术，扩大生产，更是引进了一批专业知识储备丰富的工程师，共同攻克工业生产中的一系列难题。高技术人才的大量引进也使得厂内学术氛围异常浓厚，技术人员积极搜集国外专业杂志，以此为线索展开讨论，并在讨论中不断精进技术。虽然“钢迁会”逐渐缩产并最终解散，但也为新中国的钢铁建设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工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除留厂技术人才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外，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所及设计院等单位的技术带头人，许多都出自“钢迁会”。在攻坚技术难题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火消耗数量极大，而武器弹药的生产离不开各类金属、钢铁制品，“钢迁会”下属的綦江铁矿、南桐煤矿两处，矿产藏量十分丰富：綦江铁矿矿区面积642公亩15公厘，铁矿蕴藏量约4500万吨，属赤铁矿，含铁量45%至54%；南桐煤矿矿区面积1012公顷14公亩77公分，长约10公里，煤炭估计蕴藏量约6000万吨。两大矿区的丰富矿产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来源，此外，“钢迁会”还为兵工生产供应了大量钢材，1943年到1945年，钢迁会提供各兵工厂制造枪、炮、弹的钢材占到所产钢材总量的50％～70％，甚至还尝试制作一些半成品武器，比如炸弹、地雷和一些枪支用料，可以说，全面抗战之所以能够坚持八载并取得最终胜利，离不开钢迁会在兵工生产领域提供的有力支撑。
于抗战危局中奉命组建，肩负工矿内迁的艰巨使命；继而扎根西南大后方，化作支撑持久抗战的动力枢纽；终在重重矛盾与困境下解体，“钢迁会”十余载波澜壮阔的战时历程就此落幕。它于战火之中诞生，却又在黎明到来之际悄然退场。自“钢迁会”投身于生产之际，便在战争之际焕发自身独有的作用，支持抗战、培养人才，在抗日战争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日战争结束后，它似乎并没有共用分享着胜利的果实，而是在结束后的几年间不断退化、变质，最终逐渐离散，但总的来说，“钢迁会”的成立，确实有着极大的贡献与意义，为战争的胜利以及工业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战时体制下的国家、企业与个人：钢迁会设备西迁研究”（编号：2023AH050436）。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