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军疯狂的军事进攻与国民党当局严密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武器弹药、工业物资极度匮乏。能否建立独立自主的军工体系，直接关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走向。1938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的闭幕式中指出：“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任弼时也指出：“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因此，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1938年3月中央军委军工局正式成立，广大军工干部与工人克服设备缺失、原料不足、技术薄弱等重重困境，白手起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适应敌后战争环境的边区军事工业体系。重温延安时期军工建设的历史实践，梳理其发展路径，对于新时代我国推进国防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从造机器开端，夯实军工发展的根基
　　陕甘宁边区发展军事工业是从造机器起步的，但创办之初工业基础几乎是一片空白。抗战初期，边区能够购置的机器大多十分粗糙，需要经过修理改造后才能够投入生产。“当时难民农具工厂也只有两部半专用机器，军工生产基本上都是小手工业式的”。直到1938年后，沈鸿携带11部机器来到延安，才极大改变了边区军工的生产面貌。贾拓夫特别指出：“沈鸿和他的机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为他的机器是‘母机’，造出了许多机器。”
　　在“先造设备、再造步枪”方针的指引下，军工局一厂承担起机器制造的核心任务。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自主制造出各类工作母机。在条件具备、安排得当时，一个月就能够造出六七种不同型号的机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一厂的全体职工奋战40天，为装配一个炮弹厂制造出30部生产掷弹筒弹的专用车床”。正是依靠自主制造机器，边区逐步摆脱了完全依赖外部输入设备的被动局面，为枪炮、弹药的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以炼铁为根本，破解原材料“卡脖子”难题
　　炼铁是发展军事工业的根本。没有铁，各类机器、枪炮弹药的制造便无从谈起。1944年之前，边区钢铁来源十分有限，主要依靠晋绥边区支援，一旦交通线路遭到日军封锁，原料供应随时有中断的风险，而灰生铁正是铸造机体和炮弹壳的重要原料，不解决灰生铁问题，就无法发展边区的军事工业。在这种背景下，军工局炼铁部应运而生。
　　炼铁部的主要建筑物是小高炉，徐驰主持设计建造的以木炭作为燃料的小高炉，一座座屹立于大砭沟，成为延安城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高炉完全立足边区本土矿石、木炭条件进行设计，日产量约为一吨。经过艰苦奋斗，1944-1945年间，“炼铁部就生产出铸造灰生铁60余万斤，基本上满足了边区铸造机器和弹壳的需要”。同时，军工局还向外输出技术，为建立贺龙铁厂的土高炉提供技术援助，该厂的年产量约64万斤。据史料记载：“军工局炼铁部自八月开展赵运以来，产品质量数量均不断提高，以十月份开炉的一炉铁而论，产品中有99%为灰生铁。在节约方面亦有成绩，如烧炉石炭每班出炭渣由八担减至三担，这证明炭烧得净而且节省。”正是因为工人们在生产中厉行节约，千方百计地节省石英、机油等各类物资，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产能与质量的同步提升，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制作火药与手榴弹，保障前线作战供给
　　火炸药是弹类发射与爆炸的主要能源，而手榴弹则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用游击战对付敌人的有效武器。1942年以前，紫芳沟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装填的全部是黑火药，但“由于黑火药的爆速很低，每秒只有300米，因此杀伤威力很小”。为提升武器威力和实战效能，钱志道带领技术人员反复钻研，根据资料调整硝硫混酸配比，成功研制出强棉，也就是含氮量较高的硝化棉，把强棉装填到手榴弹内，使得手榴弹的杀伤威力得到显著增强，强棉手榴弹也成为紫芳沟化学厂的一项重大技术创新。
　　为进一步改良火药性能，工人们大胆试验，尝试在黑火药里加入少量硝化甘油，将其命名为黑炸药；为化解硝化甘油易燃易爆的安全隐患，创造性地掺入一定数量的木粉，有效稳定炸药性能，两种火药产品均经过实战检验，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下，军工战线坚持“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源源不断将手榴弹、掷弹筒弹等武器输送到抗日前线，极大地增强了边区抗日部队的战斗力。边区军工局局长李强在1944年总结一年来军事工业生产状况时指出：“今年，我们制造了许多掷弹筒。增强了边区抗日部队的武装。在化学方面，硫酸是发展重工业的标志，且有生产过剩的现象，并能制造棉药、无烟药，使手榴弹威力提高。这些东西的获得解决，对于军事工业作用很大。所以这些成绩的获得，都与广大工人群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四、开设培养人才的学校，积蓄军工人才根基
　　军工事业的长远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人才。“说军工局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在革命战争年代，边区并没有完善的院校体系，军工局把工厂当作课堂，坚持在生产实践中培养工业技术骨干。军工局专门设立教育科，统筹职工教育培训，广泛开展业余教育，职工每天坚持两小时业余学习，即使任务繁重也不曾间断，并大力推行学徒训练班、小先生制度，坚持把书本理论和车间生产实操紧密结合起来。
　　当时边区学习的氛围十分浓厚，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老师傅、青年学徒，都深切感受到自身知识的匮乏，有着强烈的求知上进之心。沈鸿、钱志道、徐驰等技术专家以身作则，坚持自学钻研，带动全军工局形成了勤学苦干的良好风气。据不完全统计，曾经在军工局工作过的人员当中，一大批同志成长为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中坚力量，“有39人在解放后担任政府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不少人成长为各有关部门的技术骨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正是由于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军工局自上而下开展教育与实践活动，才能使学习蔚然成风，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事业储备了一大批宝贵的军工人才。
　　回望延安时期军工事业的奋斗历程，边区工业在一无充足设备、二无雄厚资金、三无外部技术支援的绝境当中，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造机器夯实工业根基，立足本土资源攻克炼铁难关，攻坚克难改良弹药技术，立足生产实践的实际需求培养军工人才，这些共同支撑起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武器保障和边区军工事业的蓬勃发展。延安时期军工建设的历史实践，对新时代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历史经验和深刻启示。第一，必须牢牢把握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战略基点，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可控，不能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外部供给与援助。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国情实际出发，立足自身状况和现有条件，因地制宜破解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第三，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实践作为培养人才的主战场，在重大项目、一线岗位中磨砺、锻造科技人才队伍。第四，要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畏艰难险阻，敢于攻坚克难，为我国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