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之于人“既是必需的生存行为，又是幸福生活之基”。然而，当我们在直播间抢购并不需要的商品，为品牌符号支付远超使用价值的溢价，或是在“双十一”的狂欢后面对堆积如山的快递箱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时，消费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背离其初衷的异化力量。近年来，围绕马克思消费异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学术讨论持续深化，为透视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并未在著作中明确使用“消费异化”这一概念，但其思想脉络清晰地揭示了消费异化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首先阐述了劳动异化理论，并指出消费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派生。劳动者在生产领域中丧失了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支配权，这种主体性的沦丧进一步延伸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打破了原本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将农民卷入城市工厂的沉重生产劳动之中，他们只能依靠微薄收入购买维持生存的基本消费品，而自己亲手制造的产品只有进入市场实现价值变现，才能间接满足自身需要——这一过程本身便蕴含着异化的深层萌芽。资本主义私有制构成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本制度土壤，而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则是驱动这一异化持续运转的动力源泉。当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的真实存在性需要，而是为了实现抽象的价值增殖时，消费便被强制性地裹挟进这一逻辑链条之中，沦为资本循环中“惊险一跃”的关键节点。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消费的真实指向并非消费者的生存与发展，而是资本加速流通与积累这一外在目的。
　　在表现形式上，消费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传统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的个人消费被贬低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其全部意义仅在于恢复被榨干劳动力以便次日继续走进工厂；而资本家的消费则充斥着炫耀性与奢侈性，物的占有本身成为社会地位的直接证明。进入数字资本主义与平台经济时代，消费异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形态与传播强度。资本逻辑与算法技术的深度合流，使得消费行为被更加精密地计算、预测和制造出来。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消费方式走向虚拟化，过度超前消费借助各类金融工具变得触手可及；数字传播体系中的广告推送与网红带货，不断将消费目的从使用价值的获取置换为符号价值的追逐；数据操控所形成的信息茧房，则使消费者的选择空间被无形收窄。移动智能终端将人的一切行为轨迹还原为可供提取的数据流，消费者在平台上的每一次浏览、每一次停留，都成为平台无偿占有的“数据原油”。当消费者的全部在线活动都被转化为生产资料并反向运用于对其消费行为的进一步塑造时，“产销合一”便不再是解放性变革，而是成为主体性消解的隐蔽机制。虚假需求不仅没有带来真实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反而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普遍货币化。
　　马克思消费异化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一种简单的道德义愤或消费主义批判的修辞工具，而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揭示了异化得以消除的制度性前提。消解消费异化的根本出路在于“扬弃私有财产”，即超越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统摄性支配。这不是抽象否定一切消费活动，而是在承认消费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前提下，使消费重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尺度。对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面子消费、符号消费等非理性消费现象日渐突出，消费主义思潮借助直播带货、分期信贷等渠道，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此，可构建一套有机的政策框架：在生产环节规范算法权力，在流通环节完善平台治理，在分配环节完善防范数字垄断的制度设计。这套框架既可以让资本充分发挥激活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约束在造福社会而非支配人的边界之内，这既是发展命题，也是制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