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立足中国国情、吸收借鉴各国现代化有益成果、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质，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世界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化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片面认知和固化叙事，不少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模式，最终陷入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生态危机、霸权依附等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超大规模基本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新时代治国理政生动实践，跳出西方现代化固有的逻辑框架与路径依赖，在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价值立场、思想方法等维度实现突破性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作出标志性原创贡献，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新境界。
　  一、发展道路创新：突破单线演进定式，丰富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内在规律。依据经典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大体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的脉络向前演进。在这一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社会被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难以逾越的环节”，任何社会要想进入更高级的形态，都必须首先经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突破了这一认知局限。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普遍规律，又具有丰富的实现形式，现代化绝非西方的专属标签，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能够立足自身历史条件探索适配的现代化道路，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理论。
　　二、发展理念创新：超越片面发展逻辑，构建全面协调永续发展新范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倡导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反对片面化、单向度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反观西方现代化进程，始终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奉行物质至上的发展逻辑，普遍存在物质文明膨胀、精神文明滞后、生态环境破坏、社会阶层割裂等结构性缺陷，本质上是一种失衡、片面、具有先天局限性的现代化模式，难以支撑社会整体永续的良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时代发展难题和实践需求，凝练形成五大核心特征，构建起统筹兼顾、科学完备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破解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贫富两极分化的固有难题，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导向，克服物质主义膨胀的发展弊端，推动物质富足、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突破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践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和平发展道路，摒弃西方现代化依靠殖民掠夺、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坚守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文明理念。这一系列理念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发展，将经典理论侧重生产力发展、社会形态更替的单一维度认知，拓展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发展与生态等全方位整体性发展理论，重塑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发展标准，形成了适配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发展新范式。
　　三、价值立场创新：摒弃资本主导逻辑，筑牢人民至上的现代化价值根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始终明确，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主体、核心动力和最终归宿，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超越，以“人民至上”取代“资本主导逻辑”，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民至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有机融合。这一价值转换具有深刻的原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最高目的，而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重要论断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促进物的全面丰富，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西方现代化本质是资本的现代化，始终以资本增值、少数精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导向，将人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最终造成人的异化、社会撕裂、民生疏离，彻底背离了社会发展的人本价值。
 　 四、思想方法创新：依托“两个结合”方法论，开创人类文明崭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更体现在方法论层面。“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法论，其中“第二个结合”蕴含深远理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两个结合”的实践沃土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文明创造，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过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世界贡献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最彻底的决裂”重要论断，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变革所有制与旧观念的历史任务。从革命年代转向现代化建设阶段，立足我国未经历充分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国情，“两个结合”实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实践中的深化拓展，是历史方位转变条件下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是从革命到建设之历史使命转换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科学指引。从具体道路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独特历史条件，对马克思、恩格斯依托西欧历史经验建构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出实质性突破，这一突破正是其原创性贡献的集中体现。这一原创性贡献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参考。新征程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持续深化，必将不断催生更多新的理论成果，持续丰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