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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刘伯坚革命精神的思政育人密码
文章字数：256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弘扬革命文化，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巴中红色底蕴深厚，但思政融入面临“碎片化”“同质化”困境，难以引发青年价值共鸣，需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构革命精神、挖掘育人密码。巴中首批历史文化名人刘伯坚，就义前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誓言，其家书诗文彰显信仰高度，为破解困境提供了鲜活思政启示。
一、刘伯坚革命精神的四维特质
（一）理想信念的哲学根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个体在共同体中才能全面发展。刘伯坚出身平昌殷实之家，负笈成都高师后赴欧勤工俭学，毅然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他将诗文鼓呼革命、以组织能力为军队铸魂，完全融入集体，实现了个体价值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他在家书中嘱咐妻子“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嘱咐诸儿“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正是将个人生命意义嵌入民族解放事业的生动写照，彰显了“小我”融入“大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境界。
（二）政治工作方法创新。1926年，刘伯坚受党中央派遣，赴冯玉祥西北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原则与旧军队实际结合，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创办训练班，培养大批政治工作干部。1931年，他参与领导宁都起义，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差异化改造策略，对知识分子讲理想信念，对工农群众讲翻身解放，对旧军官讲民族大义。这种“精准施策”的早期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土化的智慧，也为新时代精准思政提供了深刻参照，思政教育不能“大水漫灌”，必须针对不同群体差异化供给。
（三）斗争精神的实践逻辑。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转化，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狱中面对敌人诱降，刘伯坚以“死是中国自由鬼，生是中国人”明志，在极端困境中仍组织狱中同志学习，写下《移狱》中“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的诗句，却以“五副脚镣满江红，夜半歌声八面来”展现革命乐观主义。这种“向死而生”的斗争意志，正是唯物辩证法“矛盾转化”思想的体现，在物质条件绝对劣势下，精神力量可实现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刘伯坚以镣铐为武器、以囚室为讲台，将“不利”转为“有利阵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高超的实践智慧。
（四）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建构。刘伯坚深知，革命真理的传播不能仅靠理论说教，必须借助文艺载体实现情感共鸣。他旅欧时参与《少年》《赤光》编辑，在狱中写下《带镣行》《狱中月夜》《移狱》等诗篇，自觉以诗歌、家书、报刊等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建构，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转为大众可感语言。《带镣行》中镣铐的沉重意象与“志气愈轩昂”的精神张力形成强烈对比；《狱中家书》则以最质朴的亲情语言，传递“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崇高信仰。这种“以文化人”的实践，为红色文化育人提供了范本。
二、思政教育的要素密码
刘伯坚的革命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标本，而是鲜活思政育人资源，其诗文、家书与革命实践蕴含的“四要素”密码，与新时代“理论铸魂、情境润心、实践力行”的思政要求契合。
（一）以情动人的家书链接。家书中“虎豹”等子女的昵称、对妻子“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的嘱托，以及“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的质朴话语，展现了革命者家国大义与人性温度的统一。这种情感链接打破了“革命者只有刚性没有柔情”的刻板印象，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情境润心的范本。思政教育可通过沉浸式诵读、情景剧再现等方式，让学生在“声影境”交融中实现从认知认同到情感认同的跃升。平昌县创编的独幕剧《家书》正是此类实践，通过“时空对话”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刘伯坚烈士的忠诚清廉，完成了历史到课堂的迁移。
（二）以文化人的诗文传播。革命诗文的精神张力不是空洞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审美转化。将这些诗文对标高校思政课程知识点，如以宁都起义阐释统一战线理论、以狱中斗争阐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关系，可实现理论铸魂。刘伯坚纪念馆与四川40余所大中小学共建教育基地，百余名青少年担任“小小讲解员”，当革命诗文从书本走向舞台、从历史走向现场，马克思主义真理便获得了穿越时空的感染力。思政教育应充分挖掘刘伯坚诗文中的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转化为课程资源、舞台作品、数字产品，使学生在文化浸润中完成理论认同。
（三）以身率人的人格感召。刘伯坚出身殷实之家却“散尽家财干革命”，面对敌人诱降从容就义，以生命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这种榜样示范具有不可替代的信仰公信力——它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训，而是内在的人格感召。思政教育应善用此类“以身率人”的精神资源，通过实地寻访刘伯坚故居、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研学活动，让学生在“寻”中感悟。近年来，平昌县刘伯坚纪念馆开展“红色故事会”“走米仓道”等主题活动百余场，万余名党员干部在此接受教育；当地小学生在研学日记中写道“我要像他一样，做个有担当的人。”这正是革命先辈人格代际传递的体现。
（四）分层育人的精准思政。刘伯坚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动员策略，体现因材施教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新时代构建差异化教学体系具有直接启示。当代学生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接受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思政教育必须摒弃灌输模式，实现分层分类的精准供给。如文史类学生，可侧重刘伯坚诗文的思想史解读；理工类学生，可侧重其政治工作的方法论分析；师范类学生，可侧重其教育动员策略。在实践层面，可设计“创”（微视频、文创产品）与“践”（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分层实践项目，以“行动输出”倒逼“精神内化”，推动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传播者、践行者。理论课堂解决认知问题，情境课堂破解情感障碍，实践课堂突破关键瓶颈，共同构建起刘伯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完整育人链条。
刘伯坚革命精神是巴中红色文化标识，推进其精神思政转化，既是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实践，也是巴中打造红色教育高地、建设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的精神支撑。从“带镣长街行”到新时代青春奋斗，其精神核心非“牺牲”，而是“为信仰牺牲”的选择。在红色文化思政转化实践中，唯有坚持以情动人、以文化人、以身率人、分层育人，才能让“信仰密码”转为青年学子“精神基因”，让红军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芒，为巴中老区振兴凝聚青春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巴文化研究院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刘伯坚革命精神的思政转化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WH202591）。
作者单位：1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2中共巴中市委党校
一、刘伯坚革命精神的四维特质
（一）理想信念的哲学根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个体在共同体中才能全面发展。刘伯坚出身平昌殷实之家，负笈成都高师后赴欧勤工俭学，毅然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他将诗文鼓呼革命、以组织能力为军队铸魂，完全融入集体，实现了个体价值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他在家书中嘱咐妻子“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嘱咐诸儿“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正是将个人生命意义嵌入民族解放事业的生动写照，彰显了“小我”融入“大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境界。
（二）政治工作方法创新。1926年，刘伯坚受党中央派遣，赴冯玉祥西北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原则与旧军队实际结合，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创办训练班，培养大批政治工作干部。1931年，他参与领导宁都起义，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差异化改造策略，对知识分子讲理想信念，对工农群众讲翻身解放，对旧军官讲民族大义。这种“精准施策”的早期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土化的智慧，也为新时代精准思政提供了深刻参照，思政教育不能“大水漫灌”，必须针对不同群体差异化供给。
（三）斗争精神的实践逻辑。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转化，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狱中面对敌人诱降，刘伯坚以“死是中国自由鬼，生是中国人”明志，在极端困境中仍组织狱中同志学习，写下《移狱》中“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的诗句，却以“五副脚镣满江红，夜半歌声八面来”展现革命乐观主义。这种“向死而生”的斗争意志，正是唯物辩证法“矛盾转化”思想的体现，在物质条件绝对劣势下，精神力量可实现矛盾主次方面的转化。刘伯坚以镣铐为武器、以囚室为讲台，将“不利”转为“有利阵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高超的实践智慧。
（四）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建构。刘伯坚深知，革命真理的传播不能仅靠理论说教，必须借助文艺载体实现情感共鸣。他旅欧时参与《少年》《赤光》编辑，在狱中写下《带镣行》《狱中月夜》《移狱》等诗篇，自觉以诗歌、家书、报刊等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建构，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转为大众可感语言。《带镣行》中镣铐的沉重意象与“志气愈轩昂”的精神张力形成强烈对比；《狱中家书》则以最质朴的亲情语言，传递“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崇高信仰。这种“以文化人”的实践，为红色文化育人提供了范本。
二、思政教育的要素密码
刘伯坚的革命精神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标本，而是鲜活思政育人资源，其诗文、家书与革命实践蕴含的“四要素”密码，与新时代“理论铸魂、情境润心、实践力行”的思政要求契合。
（一）以情动人的家书链接。家书中“虎豹”等子女的昵称、对妻子“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的嘱托，以及“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的质朴话语，展现了革命者家国大义与人性温度的统一。这种情感链接打破了“革命者只有刚性没有柔情”的刻板印象，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情境润心的范本。思政教育可通过沉浸式诵读、情景剧再现等方式，让学生在“声影境”交融中实现从认知认同到情感认同的跃升。平昌县创编的独幕剧《家书》正是此类实践，通过“时空对话”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刘伯坚烈士的忠诚清廉，完成了历史到课堂的迁移。
（二）以文化人的诗文传播。革命诗文的精神张力不是空洞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审美转化。将这些诗文对标高校思政课程知识点，如以宁都起义阐释统一战线理论、以狱中斗争阐释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关系，可实现理论铸魂。刘伯坚纪念馆与四川40余所大中小学共建教育基地，百余名青少年担任“小小讲解员”，当革命诗文从书本走向舞台、从历史走向现场，马克思主义真理便获得了穿越时空的感染力。思政教育应充分挖掘刘伯坚诗文中的审美价值与思想价值，转化为课程资源、舞台作品、数字产品，使学生在文化浸润中完成理论认同。
（三）以身率人的人格感召。刘伯坚出身殷实之家却“散尽家财干革命”，面对敌人诱降从容就义，以生命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这种榜样示范具有不可替代的信仰公信力——它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训，而是内在的人格感召。思政教育应善用此类“以身率人”的精神资源，通过实地寻访刘伯坚故居、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研学活动，让学生在“寻”中感悟。近年来，平昌县刘伯坚纪念馆开展“红色故事会”“走米仓道”等主题活动百余场，万余名党员干部在此接受教育；当地小学生在研学日记中写道“我要像他一样，做个有担当的人。”这正是革命先辈人格代际传递的体现。
（四）分层育人的精准思政。刘伯坚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动员策略，体现因材施教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新时代构建差异化教学体系具有直接启示。当代学生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接受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思政教育必须摒弃灌输模式，实现分层分类的精准供给。如文史类学生，可侧重刘伯坚诗文的思想史解读；理工类学生，可侧重其政治工作的方法论分析；师范类学生，可侧重其教育动员策略。在实践层面，可设计“创”（微视频、文创产品）与“践”（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红色研学）等分层实践项目，以“行动输出”倒逼“精神内化”，推动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传播者、践行者。理论课堂解决认知问题，情境课堂破解情感障碍，实践课堂突破关键瓶颈，共同构建起刘伯坚精神融入思政课的完整育人链条。
刘伯坚革命精神是巴中红色文化标识，推进其精神思政转化，既是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实践，也是巴中打造红色教育高地、建设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示范区的精神支撑。从“带镣长街行”到新时代青春奋斗，其精神核心非“牺牲”，而是“为信仰牺牲”的选择。在红色文化思政转化实践中，唯有坚持以情动人、以文化人、以身率人、分层育人，才能让“信仰密码”转为青年学子“精神基因”，让红军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芒，为巴中老区振兴凝聚青春力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巴文化研究院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刘伯坚革命精神的思政转化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WH202591）。
作者单位：1成都轻工职业技术大学；2中共巴中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