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体论与发生学的双重变奏：两种资本主义图景的建构
　　（一）实体与观念：从“生产方式”及“精神现象”两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即用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实在，也是历史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阶段。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灵魂是“资本主义精神”，即把职业劳动当作天职、把获利当作人生目的的伦理品质，此种精神气质，才是现代资本主义最独特、最本质的标志。
　　（二）暴力与伦理：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原始积累”与“新教伦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资本主义起源的血腥本质。15世纪末英国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与土地分离，变为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迅速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绝不是田园诗般温和渐进的过程，而是充满暴力、掠夺的“前史”。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实质上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强制分离的历史结果。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认为信徒只有世俗职业成功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孕育出一种理性、克制、勤勉的生活态度，即“入世禁欲主义”。新教伦理成为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批判：韦伯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即把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的精神表现当作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实际上此种精神乃是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为适应残酷竞争而被迫内化的行为规范，绝不是其诞生的源头。韦伯实质上美化了原始积累的野蛮性，把它包装成一场精神进化的史诗。
　　二、理性化与资本逻辑的歧路：现代性困境的两种诊断
　　（一）韦伯：从形式理性入手分析“专家没有灵魂”的铁笼困境。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未来持悲观主义态度，提出了“理性化”的概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祛魅”的世界，神秘主义已被科学计算取代，传统权威已被法理权威取代，理性化具体地体现于经济领域的可计算性、法律领域的程序正义以及行政领域的科层制。理性化是一把双刃剑，韦伯警告世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铁笼”。此铁笼中形式理性高度发达，而实质理性日趋萎缩，人不再是价值主体，而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置身资本主义催生的理性铁笼，人类虽取得物质层面的繁荣，却失去自由、丧失创造能力，最终困在自身构建的理性框架之中。
　　（二）马克思：从价值增殖的角度分析“物对人的统治”的异化现实。马克思的切入点不是抽象的文化精神，而是具体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就越贫穷；他创造的商品越有价值，他自己就越贬值。这是一种“物对人的统治”。工人无法掌控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而被产品所奴役。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韦伯所论述的悲观循环不同，马克思论证了异化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必然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回视：对韦伯范式的超越
　　（一）根基批判：从“观念决定存在”出发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韦伯理论最致命的弱点是其唯心主义的底色，其解释逻辑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故而得出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有力地说明了原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加尔文宗教义能在荷兰、英国迅速传播，根本原因正是当时那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新兴资产阶级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宗教伦理来为自己的逐利行为做道德辩护。故而绝不是新教伦理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新教伦理。韦伯把历史结果当作历史原因来考察。
　　（二）方法论批判：就“价值中立”伪善性做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韦伯论证了社会科学应当奉行“价值中立”的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反驳：此种立场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偏见”。韦伯的“价值中立”使他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疑。他分析“铁笼”时所流露的主要是无奈和悲观，而他本人默认该系统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此种中立性实质上掩盖了阶级立场，不承认经济剥削是阶级分化的根源，因此他的社会学可以被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合理化”工具。与此形成极强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从不隐讳自己的立场：它是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的科学，其批判本身即带有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