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迅速崛起，成为城市运行与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其中平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比持续上升。长沙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新就业群体规模已突破30万人，广泛分布于城市生活服务的各个环节。然而该群体社会认同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中情感维度得分最低，群体间差异显著，受算法压力、社会偏见、制度疏离等负向因子影响，据此提出制度保障、文化包容、心理赋能三位一体的城市融合对策，为提升长沙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归属感与城市治理能力提供实证支持。
　　一、长沙新就业群体社会认同困境
　　（一）“压力—支持”博弈格局失衡，抑制循环难以打破。社会偏见与算法压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效应，公众的负面评价加剧了对平台规则的焦虑，而算法的严苛控制又进一步固化了外界的刻板印象，由此形成“低评价—低情感”的抑制循环。另一方面，劳动获得感和同行互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这种负面效应，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系统性的排斥力量。两个最为关键的结构性矛盾由此浮现：其一，劳动者感知到的自身贡献（正向）与社会实际给予的承认（负向）之间存在断裂；其二，个体层面较强的心理韧性（例如自我评价并不低）与结构性困境（如制度疏离）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
　　（二）情感维度最为薄弱，身份可见性不等于社会承认。长沙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并非扁平概念，而呈现出清晰的梯度差异，认知维度相对最高，评价维度居中，情感维度最低。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但在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尊重以及生发出情感上的归属感两个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困难。因此，表面上的身份可见性并不等于心理上的社会承认，城市融合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情感层面建立起“我属于这里”的深层联结。
　　（三）不同群体面临的困境存在分化。抑制社会认同的核心负向因子集中在社会偏见、算法压力和制度疏离感三项上，而起到正向保护作用的主要是劳动获得感、同行互助和家庭支持。三类从业者在负面因子的暴露程度及正向资源的可及性上表现出明显分化：外卖骑手承受的公众偏见与算法压迫最为密集，网约车司机则面临最严重的社会隔离与孤独感，相比之下，快递员因为相对稳定地嵌入社区，其社会认同水平略高于其他两类群体。
　　二、城市融合对策
　　（一）制度层面，推进身份承认与权益保障。建议长沙率先尝试建立面向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身份认证机制，可考虑发放统一的城市服务电子工作证，以此明确定位新就业群体在城市运行中的功能角色与社会身份。同时，应推动平台企业建立算法解释机制和差评申诉通道，减少算法黑箱所带来的心理不确定感。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和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范围，为新就业群体从“临时工”身份向“准职工”身份过渡提供制度上的可行路径。
　　（二）文化层面，重构社会尊重与公共话语。借助长沙本地媒体及各类新媒体平台，组织以“城市守护者”为主题的系列传播活动，系统性地呈现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劳动故事和社会贡献，逐步消解“低技能”“临时工”等负面标签。在社区层面，可设立“暖心服务日”，邀请上述从业者参与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居民与从业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三）心理层面：强化归属感培育与心理韧性建设。将现有的“爱心驿站”升级为“新就业群体心理驿站”，配备驻点社工或心理咨询资源，定期开展团体辅导和职业认同工作坊。推行“新手导师制”，由从业三年以上的老员工以结对方式帮助新入职群体，协助他们度过心理上最为脆弱的初期阶段。探索“积分制城市融入计划”，将志愿服务、技能培训、社区参与等行为量化为落户积分或公共服务优先权，从而增强他们的城市主人翁意识。
　　课题项目：本文为2026年度长沙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长沙新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水平与城市融合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26CSSKKT350）研究成果。
　　作者系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