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浪潮下，电商赛道竞争日趋白热化，部分平台手握资本、算法与数据优势，催生“内卷式”恶性竞争乱象。低价倾销、算法串通定价、数据壁垒封锁、恶意屏蔽竞品链接等行为层出不穷。这类竞争不走技术升级、服务提质、优化产品的正道，反倒依靠各类不正当手段挤压同行生存空间，既让中小商户经营利润持续缩水，也会让消费者陷入先低价、后涨价、可选商品变少的困境，从长远来看，更会消磨电商行业的创新活力。数字经济快速扩张，电商行业竞争愈演愈烈，不少平台依靠资本、算法、数据掀起恶性内卷。低价倾销、算法协同定价、数据封锁、屏蔽竞品链接等乱象频发。这类竞争舍弃产品、服务创新，靠不正当手段挤压同行，既不断压缩中小商户利润，也让消费者陷入短期低价、后期涨价、选择变少的困境，持续消耗行业创新动力。
　　二、电商平台“内卷式”竞争规制的现实困境
　　一是立法细则缺位，法规衔接脱节。隐性算法共谋、变相补贴缺少明确法律界定；同类低价、算法行为可同时适用两部竞争法，无统一适用标准，各地执法尺度不一；平台与商家责任划分、分级处罚规则模糊。二是执法监管阻力重重。平台独占算法、交易后台数据，常以商业秘密隐瞒证据；全国无统一成本核算标准，难以区分正常促销与恶意倾销；全国性平台案件沿用属地管理，易出现争抢或推诿办案，跨区域协同机制缺失。三是司法维权门槛过高。数字领域“商业道德”无清晰裁判标准，同类屏蔽、数据封锁案件同案不同判；中小商家与消费者无力调取后台数据，举证困难；集体、公益诉讼运用有限，个体维权成本过高。四是多元共治流于形式。平台逐利导致内部合规形同虚设，算法不透明不可追溯；行业协会无强制惩戒权，仅能发布倡议；群众举报流程繁琐、反馈滞后，社会监督难以长效落地。
　　三、电商平台“内卷式”竞争法律规制的规则重构
　　首先，技术赋能革新执法模式。搭建全国统一算法监测平台，赋予监管调取后台数据权限，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出台统一电商成本核算规范，厘清合法促销与恶意内卷边界；优化跨区域管辖，搭建全国线索共享渠道，化解办案冲突。其次，统一司法尺度，降低维权成本。最高法发布电商内卷专项指导案例，细化数字商业道德认定规则；扩大集体、公益诉讼适用范围，为弱势主体减负，同步联动失信惩戒提升司法威慑。最后，搭建四方协同共治体系。压实平台算法备案、常态化自查义务，严惩合规缺位；赋予行业协会信用惩戒权限，建立行业失信档案；开通统一线上举报渠道，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适度借鉴欧美算法监管经验，结合国内市场本土化落地。
　  四、结论
　　治理电商恶性内卷不能仅依靠事后处罚，要同步推进技术监管、统一司法标准、联动多元治理主体，打造全链条监管体系。持续跟进电商新型竞争模式动态完善法规，引导平台走创新、品质、服务的良性竞争路线，以法治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2024年安庆师范大学教材建设项目（2024aqnujcjs03）；安庆师范大学2025研究生质量工程（XG2025xscx019）。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