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财产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人们谈到财产，更多想到现金、房屋、车辆等有体物。如今，网络游戏装备、虚拟货币、平台积分、电子兑换券等，也频繁出现在交易和消费场景中。它们虽然存在于网络系统中，外在表现为电子数据，但在不少情况下可以转卖、兑换或折抵现实支出，已经具有一定经济价值。
　　与此同时，秘密获取网络虚拟财产的案件逐渐增多。实践中，有人盗取账号密码后转移游戏装备、游戏币；有人通过木马程序、钓鱼链接获取虚拟货币账户信息；也有人利用平台漏洞非法取得积分、优惠券等权益。与传统盗窃相比，这类行为往往没有直接接触实物，而是表现为网络空间中的登录、转移、修改和控制。
　　正因为行为方式带有较强技术性，司法实践中的定性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案件被认定为盗窃罪，有的则被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从近五年相关裁判情况看，秘密获取网络虚拟财产案件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装备、游戏币、虚拟货币、平台积分和兑换券等类型。总体而言，盗窃罪仍是主要适用方向，但计算机数据犯罪也有一定适用空间。
　　认定为盗窃罪的案件，通常更重视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例如，行为人非法登录他人账号，将装备、游戏币或虚拟货币转走并出售变现。此时，被害人失去了对相关财产利益的支配，行为人取得了实际利益。只要相关虚拟财产能够被特定主体控制，并具有现实经济价值，即使它表现为数据形式，也可以作为财产利益受到刑法保护。
　　而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案件，则更强调行为对网络系统和数据秩序的破坏。例如，行为人利用木马程序窃取数据，利用系统漏洞批量获取平台权益，或者通过异常接口修改后台数据。在这类案件中，行为的主要危害不只是取得利益，更在于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和平台管理秩序。
　　两种处理思路并存，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依附于计算机系统，以数据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承载现实经济利益。如果只看到其“数据”外观，容易忽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如果只强调“财产”属性，也可能忽略行为对系统安全的侵害。因此，对此类案件既不能机械套用传统盗窃规则，也不能简单归入计算机犯罪。
　　判断虚拟财产能否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现实经济价值，并能否由特定主体排他控制。游戏装备可以交易，虚拟货币可以变现，平台积分和兑换券可以换取商品或服务，这些都说明部分虚拟财产已经具有财产属性。当然，并非所有数据都能被认定为财物。普通账号信息、系统日志、后台参数等，如果本身不具有独立经济利益，更适合在数据犯罪框架下评价。
　　还要看秘密获取行为是否造成了控制关系转移。传统盗窃中的占有，多体现为对实物的控制；而在网络空间中，占有更多表现为账号权限、交易记录、钱包地址和平台账户等控制关系。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原权利人的控制，并将虚拟财产转入自己或他人控制之下，实质上已经改变了财产支配状态。
　　此外，虚拟财产价值如何认定，也直接影响罪名适用和量刑。实践中，可以结合实际交易价格、被害人损失、市场行情或鉴定意见进行判断。已经转卖的，可参考成交价格；有公开行情的虚拟货币，可参考市场价格；平台积分、兑换券等权益，则应重点考察其能否兑换现实商品或服务，以及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
　　因此，处理秘密获取网络虚拟财产案件，应回到个案本身具体分析。对于具有现实经济价值、能够被特定主体控制，并且已经发生控制转移的虚拟财产，可以按照盗窃罪评价；对于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侵入系统、获取数据、操控后台，但难以证明财产转移的，则更适合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于同一行为同时侵害财产利益和数据秩序的，可以按照想象竞合处理，择一重罪处罚。同时，平台也应完善账号保护、交易留痕和异常操作预警机制，减少虚拟财产被秘密转移的机会。司法判断与平台治理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维护网络交易秩序和用户合法权益。
　　网络虚拟财产案件的增多，说明刑法保护对象正在随着社会生活变化而扩展。虚拟财产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行为方式虽然带有技术色彩，也不意味着只能按照计算机犯罪处理。司法实践应在罪刑法定原则之内，兼顾财产保护与数据安全，既避免刑法适用过度扩张，也有效回应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新型财产侵害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