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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的实践探索
文章字数：2732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教育的实践。边区通过建立民众教育馆、冬学和夜校等民众教育载体，确立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导向以及完善师资、经费等保障机制，推动了民众教育的发展，对新时代开展基层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陕甘宁边区开展民众教育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陕甘宁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文盲较多，“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不仅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制约边区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利于边区政权建设。因此，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成为边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指出要“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边区政府认识到广大民众的力量，通过民众教育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也为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基础。
一、建立民众教育载体
民众教育馆是边区开展民众教育的重要据点，承担着消灭文盲的重任。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工作，在《一九四一年边区教育工作计划》中要求“加强民众教育馆工作，使成为社会文教工作的重要据点，尚未设立民教馆之县于今年全部成立。”根据政府的指示，各县市普遍建立民众教育馆，虽然设备简陋但功能完备。边区民众教育馆主要由农民自己的农救、青救等团体来主办，政府只是给予特定的人力物力的帮助以及政策的指导。民众教育馆通过建立特定的阅览室、办黑板报、读报组以及下乡巡回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如曲子县的民众教育馆办得非常成功，它没有华丽的设备，但通过板报、社火等朴素的方式成为曲子县民众文化生活的核心，为民众获取抗战和生产信息提供了重要窗口。
冬学提倡农闲时抓教育，成为边区消灭文盲的关键措施。“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五庄农”是对冬学的真实描述。冬学的办学模式极其灵活，教育对象多以半文盲、文盲为主。办学时间主要集中在冬日农闲的时候，但可以根据农时灵活调整，在农忙时减少课程，农闲时增加课程。冬学中试用新文字对消灭文盲起了很大作用。为了避免冬学结束会降低民众对大生产运动的热情，边区政府规定在冬学的基础上推动民校的正常化运作。在冬学结束时由民校来承担民众教育的工作，实现冬学和民校的有效衔接，推动民众教育的良性循环。
夜校和识字组主要是针对成年民众白日忙于农作，没有时间学习的情况下成立的。夜校主要设立在人口集中的村庄和城市机关，部队，企业等处。采用“随学随教的办法”，由小学高年级协助教师教低年级学生识字、复习功课。这不仅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识字组主要在乡村以家、邻居为单位编成小组，通过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学的互助模式进行教学。识字组的学习场所是不固定的，田间地头、院子小道都可成为课堂，学员在劳动休息时就可学习，在不耽误民众劳动的同时也教给了他们知识。
二、确立民众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导向
边区的政治教育始终围绕着抗战救国而展开。“教育是实现政治任务的工具。目前的政治任务，在于动员与组织全体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克服困难，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我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边区民众教育通过读报、办板报、表演戏剧和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纲领、抗日政策以及抗日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揭露日军侵华的事实，增强民众民族意识，引导群众援助抗战。这种宣传在民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曲子县群众在读到“敌人在山西省太原抓壮丁，运到太平洋上去替它打仗，你看这不是叫咱百姓送死去……”。激起了群众的愤慨之情，这就进一步坚定了群众支援抗战的积极性。
边区文化教育为抗战服务。“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边区文化教育主要以扫盲为目标，政府编写了《新文字课本》等贴近群众生活的通俗读物，吸引群众兴趣，教会群众识字。为了帮助群众更快识字和了解抗战信息，边区政府创新了许多灵活的方式，如通过农具等生活用品结合抗战故事创造特定情景，或者利用墙报、标语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与抗战。边区政府还积极动员所有群众参加教育工作，从学生中产生他们自己的领袖，从实际的工作中培养满足抗战需要的教育干部。
边区生产教育为抗战提供物质基础。生产教育作为边区民众教育的主要内容，始终承担着保障民生、支援抗战、推动边区经济发展的责任。农业是推动当时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曲子县的民众教育馆充分发挥了读报组的作用，让读报的商人积极分子向群众介绍放羊合作社的模式，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边区的生产教育还包括向群众讲解党的经济政策，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和主动参与到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去，保障抗日战争的供给。
三、完善民众教育的保障机制
保障师资。开展民众教育，教师首先是不可或缺的。“在今天边区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七十八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生一代的边区自己的青年知识分子了。”边区政府面对师资短缺的情况，积极吸收旧知识分子，通过对这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他们适应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边区政府还通过开办讲习所、教师培训班等机构来培养能够担负民众教育重任的教师群体。边区也十分注重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动员机关部队任职人员授课，这有效避免了民众教育与边区实际相脱节的情况。
保障教育经费和教材。要想在边区开展好民众教育，经费和本土化教材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边区政府大大提高了教育经费在财政中支出的比重，对民众实行免费教育，向贫困学生提供书籍、学习用品并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边区重视社会力量的动员，呼吁社会各界支持边区民众教育的建设，1939年7月延安市恢复民众教育馆，向社会发起援助“至于馆内各种书报杂志，除向机关方面设法解决外，尚希各界热心民教同志，慷慨捐助。”[《市政府恢复民教馆》，《新中华报》1939年07月28日，第3版。]边区也重视动员群众，乡村民众积极帮助边区开展教育，捐赠木材、粮食来保障教育得以开展。
保障教育资源整合。边区政府推动了边区民众教育的跨部门协同和军民联动，打破了教育与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壁垒，军队机关不仅开放军营内部的图书馆，还派人兼职任教，向民众讲授军事常识。军队还帮助乡村修建学校，为学校提供物资和劳动力的支持。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体积极动员群众入学，组织文艺演出，编写适合民众阅读的书籍来支持民众教育。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探索出的成功路径，不仅为抗战胜利与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破解基层教育发展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指引。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甘宁边区开展民众教育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陕甘宁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文盲较多，“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不仅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制约边区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利于边区政权建设。因此，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成为边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指出要“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边区政府认识到广大民众的力量，通过民众教育增强民众的公民意识，也为边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基础。
一、建立民众教育载体
民众教育馆是边区开展民众教育的重要据点，承担着消灭文盲的重任。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民众教育馆的建设工作，在《一九四一年边区教育工作计划》中要求“加强民众教育馆工作，使成为社会文教工作的重要据点，尚未设立民教馆之县于今年全部成立。”根据政府的指示，各县市普遍建立民众教育馆，虽然设备简陋但功能完备。边区民众教育馆主要由农民自己的农救、青救等团体来主办，政府只是给予特定的人力物力的帮助以及政策的指导。民众教育馆通过建立特定的阅览室、办黑板报、读报组以及下乡巡回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工作。如曲子县的民众教育馆办得非常成功，它没有华丽的设备，但通过板报、社火等朴素的方式成为曲子县民众文化生活的核心，为民众获取抗战和生产信息提供了重要窗口。
冬学提倡农闲时抓教育，成为边区消灭文盲的关键措施。“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五庄农”是对冬学的真实描述。冬学的办学模式极其灵活，教育对象多以半文盲、文盲为主。办学时间主要集中在冬日农闲的时候，但可以根据农时灵活调整，在农忙时减少课程，农闲时增加课程。冬学中试用新文字对消灭文盲起了很大作用。为了避免冬学结束会降低民众对大生产运动的热情，边区政府规定在冬学的基础上推动民校的正常化运作。在冬学结束时由民校来承担民众教育的工作，实现冬学和民校的有效衔接，推动民众教育的良性循环。
夜校和识字组主要是针对成年民众白日忙于农作，没有时间学习的情况下成立的。夜校主要设立在人口集中的村庄和城市机关，部队，企业等处。采用“随学随教的办法”，由小学高年级协助教师教低年级学生识字、复习功课。这不仅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识字组主要在乡村以家、邻居为单位编成小组，通过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学的互助模式进行教学。识字组的学习场所是不固定的，田间地头、院子小道都可成为课堂，学员在劳动休息时就可学习，在不耽误民众劳动的同时也教给了他们知识。
二、确立民众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导向
边区的政治教育始终围绕着抗战救国而展开。“教育是实现政治任务的工具。目前的政治任务，在于动员与组织全体民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克服困难，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争取我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边区民众教育通过读报、办板报、表演戏剧和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纲领、抗日政策以及抗日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揭露日军侵华的事实，增强民众民族意识，引导群众援助抗战。这种宣传在民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曲子县群众在读到“敌人在山西省太原抓壮丁，运到太平洋上去替它打仗，你看这不是叫咱百姓送死去……”。激起了群众的愤慨之情，这就进一步坚定了群众支援抗战的积极性。
边区文化教育为抗战服务。“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边区文化教育主要以扫盲为目标，政府编写了《新文字课本》等贴近群众生活的通俗读物，吸引群众兴趣，教会群众识字。为了帮助群众更快识字和了解抗战信息，边区政府创新了许多灵活的方式，如通过农具等生活用品结合抗战故事创造特定情景，或者利用墙报、标语等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参与抗战。边区政府还积极动员所有群众参加教育工作，从学生中产生他们自己的领袖，从实际的工作中培养满足抗战需要的教育干部。
边区生产教育为抗战提供物质基础。生产教育作为边区民众教育的主要内容，始终承担着保障民生、支援抗战、推动边区经济发展的责任。农业是推动当时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曲子县的民众教育馆充分发挥了读报组的作用，让读报的商人积极分子向群众介绍放羊合作社的模式，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提高生产效率。此外，边区的生产教育还包括向群众讲解党的经济政策，帮助民众更好地理解和主动参与到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去，保障抗日战争的供给。
三、完善民众教育的保障机制
保障师资。开展民众教育，教师首先是不可或缺的。“在今天边区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七十八是边区土生土长的。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新生一代的边区自己的青年知识分子了。”边区政府面对师资短缺的情况，积极吸收旧知识分子，通过对这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他们适应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边区政府还通过开办讲习所、教师培训班等机构来培养能够担负民众教育重任的教师群体。边区也十分注重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动员机关部队任职人员授课，这有效避免了民众教育与边区实际相脱节的情况。
保障教育经费和教材。要想在边区开展好民众教育，经费和本土化教材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边区政府大大提高了教育经费在财政中支出的比重，对民众实行免费教育，向贫困学生提供书籍、学习用品并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边区重视社会力量的动员，呼吁社会各界支持边区民众教育的建设，1939年7月延安市恢复民众教育馆，向社会发起援助“至于馆内各种书报杂志，除向机关方面设法解决外，尚希各界热心民教同志，慷慨捐助。”[《市政府恢复民教馆》，《新中华报》1939年07月28日，第3版。]边区也重视动员群众，乡村民众积极帮助边区开展教育，捐赠木材、粮食来保障教育得以开展。
保障教育资源整合。边区政府推动了边区民众教育的跨部门协同和军民联动，打破了教育与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壁垒，军队机关不仅开放军营内部的图书馆，还派人兼职任教，向民众讲授军事常识。军队还帮助乡村修建学校，为学校提供物资和劳动力的支持。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体积极动员群众入学，组织文艺演出，编写适合民众阅读的书籍来支持民众教育。
陕甘宁边区民众教育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探索出的成功路径，不仅为抗战胜利与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经验也为新时代破解基层教育发展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指引。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