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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下老旧小区改造的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研究
——基于福州市C社区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鄢学而 叶炫慧 张颖 林梅傲雪 王秋璇
文章字数:3244
  摘要:在城市更新背景下,老旧小区改造正从空间更新转向治理能力提升。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福州市C社区“党建引领+五社联动”实践。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的转译机制整合多元主体,并借助资源嵌入、空间载体与制度规范强化网络稳定性,有效破解了治理主体协同不足等难题,推动形成常态化共治格局,提炼出核心行动者主导、资源嵌入型协同及空间与制度支撑三重机制。
  关键词:党建引领;老旧小区改造;多元主体互动;行动者网络理论;社区治理
  引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等重点任务[1]。在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背景下,老旧小区治理逐渐由空间改造转向治理能力提升。当前,社区仍然存在主体互动松散、资源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治理效能提升。福州市C社区是当地典型的棚改社区。完成空间更新后,C社区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五社联动”治理模式,其多主体协同路径具有较强代表性。基于此,本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以C社区为案例,围绕“多元主体如何实现稳定协同”这一问题,分析党建引领下行动者网络的生成逻辑。
   一、分析视角: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嵌入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逻辑。行动者网络理论由拉图尔等学者提出,其核心在于突破“人—结构”二元划分,将社会视为由多种异质行动者联结形成的动态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将行动者区分为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在社区治理情景中,前者包括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及居民等主体,后者则包括资金资源、空间载体、制度规则与平台媒介等要素,各主体关系也会在实践中不断被组织与重构。
  (二)转译机制的过程性逻辑。行动者网络的生成依赖于“转译”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通常将这一机制概括为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四个阶段:核心行动者首先通过“问题化”界定关键议题,构建“强制通行点”,使不同主体的行动纳入统一问题框架;随后通过利益关联将各主体锁定于共同目标,各类主体被征召进入既定关系结构;最终通过持续动员与制度安排维系网络运行,并在动态协调中增强网络稳定性。基于这一逻辑,本文以转译机制为主线,在经典“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基层治理实践,考察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互动网络的生成逻辑及其稳定机制。
   二、案例概况:C社区的治理实践
  C社区位于福州市台江区,原为典型棚户区。改造前,社区长期面临居住环境较差与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随着棚户区集中改造推进,社区住房条件与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但公共空间使用、养老服务供给等治理问题逐渐凸显,社区治理重心开始由空间更新转向日常运行。在此背景下,C社区逐步形成“党建引领+五社联动”的治理框架。“五社联动”涵盖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及慈善资源等多元主体,围绕居民需求持续参与服务供给与治理协同[2]。C社区行动者网络中,基层党组织在行动者网络中承担核心行动者功能,承担问题界定、资源整合与组织协调功能,将分散的治理议题纳入统一框架,成为多元主体必须回应的结构性枢纽[3],其余各主体在党建引领下围绕公共事务形成协同关系。同时,资金资源、空间载体、制度工具、平台媒介等非人类行动者构成关键支撑,共同支撑治理网络稳定运行。
   三、转译机制:协同网络的生成逻辑
  (一)问题识别:从改造到治理的议题重构。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问题化”是转译的起点,其核心在于由关键行动者界定核心问题,并构建其他行动者必须进入的“强制通行点”[4]。在棚改阶段,市委、市政府将原本分散的住房改善、环境整治等问题整合为“棚户区集中改造”这一共同目标,推动资金、政策、施工力量与基层组织统一行动。随着空间改造完成,社区治理重心开始转向便民服务、养老服务等日常事务。社区治理问题已不是“是否改造”,而是“改造后社区如何持续运行”。在这一过程中,C社区基层党委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将原本分散的个体诉求重新纳入公共治理框架,转化为需要协商处理的社区议题。与此同时,政策规划及制度安排等非人类行动者,也持续参与问题界定过程,使治理边界、行动重点与资源方向逐渐清晰。
  (二)利益赋予:共同目标下的关系锁定。问题界定后,基层党组织围绕“社区持续治理”这一目标,对不同主体的行动诉求进行重新关联,使其与治理方向绑定。此阶段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利益关联增强主体进入社区治理的可能性。居民关心的停车、养老、公共空间使用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社会组织与社工机构看重项目落地与服务开展空间;共建单位与公益力量则希望通过参与强化公共形象与社会联结。党组织通过项目设置、资源开放与治理议题整合,将各方现实需求纳入统一治理框架,使其行动逐步向共同目标聚集。在此过程中,非人类行动者承担“利益连接”功能:项目资源、公共空间与制度安排不仅提供了参与条件,还强化了主体对社区治理的参与预期。各主体由此逐渐接受社区持续治理这一共同目标,并在利益关联中被初步锁定于网络之中。
  (三)主体征召:行动者角色落位。在利益关系逐步稳定后,基层党组织进一步推动各类行动者嵌入具体治理结构并赋予相应角色,行动者由此正式进入网络运行阶段。依托“五社联动”机制,社区逐步将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志愿者及公益力量吸纳进社区治理体系:社区居委会负责日常协调与事务落实,社工机构提供养老、托管等专业服务,志愿者参与巡查与环境维护,社区基金会则承担部分资源募集与项目支持功能。不同主体在社区治理中逐渐形成清晰的角色定位。
  在此过程中,非人类行动者主要发挥组织嵌入作用:公共空间及项目平台为各类主体提供了参与社区治理的固定渠道;“五事工作法”、网格化治理等工作方法则进一步明确了主体的参与路径与行动规则。各类行动者被正式纳入治理结构,协同网络初步形成组织框架。
  (四)动员与稳定:互动网络的持续运行。当主体完成角色嵌入之后,行动者网络就开始进入持续运转的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居民议事、志愿服务、项目协商与公共事务处理等活动不断展开,各主体间形成常态化联系。公共空间的持续使用、项目化服务的长期运行以及协商机制的反复运作,也进一步强化了主体之间的互动黏性。同时,网络在持续协商与动态调整中不断稳定:当新的治理问题出现时,社区又会重新进入问题识别、利益关联与主体组织过程,使转译机制呈现循环推进特征。由此,多元主体互动逐渐由临时协作转向常态化运行,行动者网络也在反复动员中不断得到强化与延续。
   四、总结:C社区主体互动机制提炼
  基于C社区行动者网络生成过程,可进一步提炼出其在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互动的三重机制。其一,核心行动者主导机制:基层党组织通过界定核心议题、整合资源与组织行动,持续推动转译展开,并发挥结构性枢纽作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主体、资源与事务,均在党组织主导下被纳入统一行动框架之中。其二,资源嵌入型主体协同机制:资金、项目与服务资源在配置与运作中连接不同主体,围绕具体事务形成稳定协作。其三,空间与制度支撑的网络稳定机制。党群服务中心、公共活动空间等空间载体为主体互动提供了持续发生的现实场域;“五社联动”“五事工作法”等制度机制,则进一步规范了主体参与路径与协商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运行。C社区多元主体互动是在党建引领下,通过转译机制推动资源、空间与制度嵌入而形成的稳定网络。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需强化核心作用,优化转译与制度化建设,并关注数字技术等新型非人类行动者的价值,助力老旧小区改造向长效治理转型。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L].2025-05-02.
  [2]任德靖,张网成.“五社联动”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桂海论丛,2025,41(01):80-90.
  [3]李振锋,王翔君.老旧小区改造中协同治理的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对北京市3个治理案例的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23,(10):46-60.
  [4]吕慧妮,杨忍.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乡村转型及其空间生产研究——以凤和空港小镇为例[J].人文地理,2023,38(01):130-139.
  基金项目:福建师范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51039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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