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949年，“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经由几代教育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逐步生成的。从思想萌发到体系建构再到制度化推进，这一演进链条构成了近代“健康第一”理念从朴素意识到系统主张的完整脉络。
　　一、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思想萌发与制度初建
　　严复于1895年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大主张，其思想奠定了近代三育并重的理论基础。“鼓民力”核心是强壮国民体质，将健康提升到了关乎民族生存的战略高度。同时，军国民教育思潮随之兴起，将体育与国家军事力量直接挂钩，主张通过学校体操课训练学生体魄、培养尚武精神、塑造国民意志。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正式将体操列为各级学堂必修科目，标志着学校体育教育的制度化开端。1906年学部奏定《教育宗旨》，明确提出“尚武”一纲，要求“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健康教育的制度框架在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推动下初步成型。从思想启蒙到制度确认，“健康”议题完成了从社会呼吁向教育政策的初步转化，为后续理念的深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体系建构与多维阐释
　　严复等人打开了“健康”进入教育视野的大门，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真正完成了“健康第一”理念的理论建构与体系化阐释。蔡元培在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系统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将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世界观教育并列。他在1917年爱国女学校演说中明确指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主张学校体育应以学生健康为目的而非培养少数选手。这一判断的逻辑在于：健全的身体是健全精神的物质前提，体育不是教育的点缀而是根基所在。蔡元培还明确反对体育的锦标主义，主张体育的核心目的是健康而非竞赛胜负，将健康确立为体育教育的本体价值而非附属品。张伯苓则将这一理念付诸系统的办学实践。他在南开学校推行“三育并进，体育为先”的方针，强调“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南开的独特之处在于，体育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制度安排，不是单纯的技术训练而是“体德兼进”的育人过程。他创立了早期的学校体育联合会，组织校际体育竞赛，使健康教育从单一学校的探索扩展为区域性的教育实践。陶行知则从生活教育的视角赋予了“健康第一”更为根本的地位。从蔡元培的哲学定位到张伯苓的制度实施再到陶行知的生活化路径，三位教育家共同完成了“健康第一”理念从理论到实践、从学校到社会的立体化建构。
　　三、近代“健康第一”理念的历史贡献与时代承接
　　近代教育家群体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推动，构成了“健康第一”理念从萌发走向成熟的完整图景，其历史贡献可从思想、制度、实践三个层面加以把握。在思想层面，近代教育家系统突破了“重文轻武”的传统教育格局，使“三育并重”成为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共识，将健康从个人事务提升为关乎民族存亡的国家议题，赋予健康教育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涵。在制度层面，从癸卯学制将体操列为必修科目，到壬子癸丑学制对体操课程的系统规范，再到各级学校体育课程的常态化开设，健康教育的制度框架从无到有、从粗放到系统，为后来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范式。在实践层面，近代教育家不仅提出了理念，更通过创办学校、设计课程、组织活动等方式将健康理念付诸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与教学方法。当然，受制于时代条件，近代健康理念也存在结构性的未完成课题：健康内涵主要停留在身体层面，心理与社会维度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健康教育的实践主要面向城市精英群体，广大乡村民众未能有效覆盖；健康教育依附于体育课程，尚未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与教育系统。然而，正是这些未完成的历史课题构成了后来者接续推进的逻辑起点。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健康观视域下高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路径研究”（YKC26018）；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趣缘型互联网群组对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影响研究”(24XWB053)；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红色史料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政课沉浸式课堂建构研究”（25vsz09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