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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桐城派海外游记中的西方公共休闲空间书写
文章字数：2454
公共空间，“是城市物质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更是承载社会生活，体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特征的重要场所”[1]。而公共休闲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民休闲、交往、文化消费的公共载体。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等晚清桐城派学人在海外游记中不仅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进行了记录，对戏馆、赛马场等公共休闲空间也有细致地观察与思考，体现了他们对西方公共空间公共性与社会性认知的深化。
一、“极天下之巨观”的神奇体验
惊羡是桐城派学人对西方戏馆的普遍感受，宏伟的戏馆建筑、精彩的演出都带给他们极大的视觉冲击。黎庶昌称赞巴黎倭必纳戏馆“壮丽雄伟，殆莫与京”，将其评价为“海内戏馆第一”[2]，并对戏馆的建造时间及花费、建筑面积、内部结构、座位数量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馆创建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成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国家因造此馆，买民房五百余所，费价一千零五十万佛郎，一律拆毁改造，以取其方广如式。馆基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七建方买特尔，深十五买特尔。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百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长厅之内，阶墀栏柱皆白石及锦文石为之。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2]曾纪泽也认为此戏馆“规模壮阔逾于王宫”[3]。张祖翼在《伦敦竹枝词》中描写了一户外戏场：“辟地为戏场，方广可十馀亩，三面皆环以假山石洞之类，一面造层台，为观剧者坐地，可容万人。”[4]由他的描写可知，即使是临时开辟的戏场，占地亦十分广阔，可坐下万人，且以假山石洞装饰，增添了自然山野之趣。
郭嵩焘对各大戏馆的表演赞叹连连，亨格勒尔色尔克斯戏馆的马戏被他评价为“极天下之巨观”，认为“此地分外争奇，无所不有”[5]。桑尔斯戏馆的马戏表演同样神奇：“弄丸及刀火，变幻百出，尤为绝伎。跳跃翻舞，上至数丈外，捷如猿猱，而一跃可逾十二马。”[5]曾纪泽观看伦敦万生园内杂技表演时，对水下表演印象深刻：“最奇者，玻璃大匣满盛水，一人泅之，偃卧一刻许，乃演水中吃橘、饮酒、吸烟诸技，游泳其间直一鱼耳，理不可解。”[3]张祖翼亦认为水戏是一奇技，作诗称赞道：“一丝不挂白如瓠，踏浪翻波两两俱。歌舞不知身在水，前生应是北溟鱼。”[4]张祖翼用北溟里的鱼来形容西方演员，表现了他们水下舞姿的灵动，这种神奇的体验，使他对西方自由奔放的形象有了直观的感受。
除了戏馆以外，赛马场也是西方重要的公共休闲场所，赛马是举国狂欢的娱乐项目。郭嵩焘在英国曾多次观看赛马，他认为德尔比赛马日为“英国第一胜日”，并在游记中对赛马场的大小及赛马规则进行了详细描写：“赛马场宽约十馀丈，长十馀里，两旁树立木栅，观者数万人。马至者数百匹，分五场赛之。……第一场马四匹，所着衣冠各分五色以为表识。先齐马首平列，按辔徐行二十馀步乃驰。凡五里置一望楼，前树表杆，上为圆牌。一人坐望楼上，见杆前马首以定胜负，辨其衣冠，即知其何人何马。距杆约百馀步则大驰，往往从后一跃而前，而旁观者大诺。”[5]法国巴黎赛马则更加兴盛，“每岁自夏至秋，按礼拜日皆有之，观者动以十万计”[2]。
二、西方休闲空间公共性认知的文化意蕴
晚清桐城派学人在描写西方戏馆、赛马场等公共休闲空间带给他们的神奇体验的同时，亦注意到了这些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
桐城派学人观察到这些休闲空间向全体民众开放，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身份、等级的严格界限。如英国德尔比赛马场“观者男女十余万人，毂击肩摩，衣裙相蹑”，巴黎赛马场“观者动以十万计”[2]，这些观看赛马的观众是不分身份地位及男女差别的。不仅大城市有赛马场，“各国乡会都镇往往有之”[2]，赛马真正成为了一项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此外，即使是由国家出资修建的休闲场所，亦向普通民众开放，如巴黎歌剧院，建成后国家仍给与资助，“岁助经费八十万法郎”[5]。巴黎歌剧院共有五层座位，除了第一层是专为总统及各级官员准备的，其余四层均“由馆主租售”[2]，普通民众只要购买门票便可进入观看，这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晚清中国社会等级森严，君王的休闲场所与普通百姓的娱乐场所是截然分开的，清廷供王宫贵族享乐的大戏楼等场所，是不会对百姓开放的。而君民一同观剧游乐，更是国人无法想象的情景，但在西方则是稀松平常之事，郭嵩焘曾在游记中记载了他受法国公使之邀，陪同巴西国主听音乐时的场景：“坐定，始见门隙数人侧席而坐，巴西国主夫妇在焉，或时起就妇人谈。”[5]在郭嵩焘看来，巴西国主夫妇舍弃本国，远游万余里，与普通百姓往来嬉戏，品花听乐，是“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无区别”的表现，这在晚清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亦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5]西方君民没有尊卑之分，这给初出国门的桐城派学人带来极大的震撼。
戏馆等公共休闲空间不仅是西方民众休闲娱乐之所，也是他们进行社交活动之所，朋友们借此聚集在一起，加强交流，联络感情。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去戏馆观戏，多是朋友邀请，郭嵩焘在去过几次戏馆观剧之后，不禁感叹道：“此邦君民相为嬉游，借此酬应，不能相拒。”[5]戏剧表演有时会和其它一些社会活动一起进行，比如募捐、义卖等。曾纪泽曾在游记中记载他观看了一场由绅士、命妇自己表演的戏剧，目的就是为了筹款“以济贫人者也”[3]。由此可见，公共休闲空间成为了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起着凝聚社会人心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公共休闲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为不同身份地位之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开放的休闲娱乐及交流空间。桐城派学人对西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认知，使他们不仅体验到了西方娱乐休闲活动的新奇之处，也使他们感受到西方社会不分尊卑、以民为重的社会风气，冲击了他们固有的等级观念和社会认知。
参考文献：
[1]杨震,徐苗.西方视角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08(4):35-40.
[2]黎庶昌.西洋杂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张祖翼.伦敦竹枝词[M].长沙:岳麓书社,2016.
[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晚清桐城派海外游记中的物质文化研究”（AHSKQ2021D211）阶段性成果。
一、“极天下之巨观”的神奇体验
惊羡是桐城派学人对西方戏馆的普遍感受，宏伟的戏馆建筑、精彩的演出都带给他们极大的视觉冲击。黎庶昌称赞巴黎倭必纳戏馆“壮丽雄伟，殆莫与京”，将其评价为“海内戏馆第一”[2]，并对戏馆的建造时间及花费、建筑面积、内部结构、座位数量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馆创建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成于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国家因造此馆，买民房五百余所，费价一千零五十万佛郎，一律拆毁改造，以取其方广如式。馆基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七建方买特尔，深十五买特尔。正面两层，下层大门七座上层为散步长厅。后面楼房数十百间，为优伶住处，望之如离宫别馆也。长厅之内，阶墀栏柱皆白石及锦文石为之。中间看楼五层，统共二千一百五十六座。”[2]曾纪泽也认为此戏馆“规模壮阔逾于王宫”[3]。张祖翼在《伦敦竹枝词》中描写了一户外戏场：“辟地为戏场，方广可十馀亩，三面皆环以假山石洞之类，一面造层台，为观剧者坐地，可容万人。”[4]由他的描写可知，即使是临时开辟的戏场，占地亦十分广阔，可坐下万人，且以假山石洞装饰，增添了自然山野之趣。
郭嵩焘对各大戏馆的表演赞叹连连，亨格勒尔色尔克斯戏馆的马戏被他评价为“极天下之巨观”，认为“此地分外争奇，无所不有”[5]。桑尔斯戏馆的马戏表演同样神奇：“弄丸及刀火，变幻百出，尤为绝伎。跳跃翻舞，上至数丈外，捷如猿猱，而一跃可逾十二马。”[5]曾纪泽观看伦敦万生园内杂技表演时，对水下表演印象深刻：“最奇者，玻璃大匣满盛水，一人泅之，偃卧一刻许，乃演水中吃橘、饮酒、吸烟诸技，游泳其间直一鱼耳，理不可解。”[3]张祖翼亦认为水戏是一奇技，作诗称赞道：“一丝不挂白如瓠，踏浪翻波两两俱。歌舞不知身在水，前生应是北溟鱼。”[4]张祖翼用北溟里的鱼来形容西方演员，表现了他们水下舞姿的灵动，这种神奇的体验，使他对西方自由奔放的形象有了直观的感受。
除了戏馆以外，赛马场也是西方重要的公共休闲场所，赛马是举国狂欢的娱乐项目。郭嵩焘在英国曾多次观看赛马，他认为德尔比赛马日为“英国第一胜日”，并在游记中对赛马场的大小及赛马规则进行了详细描写：“赛马场宽约十馀丈，长十馀里，两旁树立木栅，观者数万人。马至者数百匹，分五场赛之。……第一场马四匹，所着衣冠各分五色以为表识。先齐马首平列，按辔徐行二十馀步乃驰。凡五里置一望楼，前树表杆，上为圆牌。一人坐望楼上，见杆前马首以定胜负，辨其衣冠，即知其何人何马。距杆约百馀步则大驰，往往从后一跃而前，而旁观者大诺。”[5]法国巴黎赛马则更加兴盛，“每岁自夏至秋，按礼拜日皆有之，观者动以十万计”[2]。
二、西方休闲空间公共性认知的文化意蕴
晚清桐城派学人在描写西方戏馆、赛马场等公共休闲空间带给他们的神奇体验的同时，亦注意到了这些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
桐城派学人观察到这些休闲空间向全体民众开放，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身份、等级的严格界限。如英国德尔比赛马场“观者男女十余万人，毂击肩摩，衣裙相蹑”，巴黎赛马场“观者动以十万计”[2]，这些观看赛马的观众是不分身份地位及男女差别的。不仅大城市有赛马场，“各国乡会都镇往往有之”[2]，赛马真正成为了一项全民性的娱乐活动。此外，即使是由国家出资修建的休闲场所，亦向普通民众开放，如巴黎歌剧院，建成后国家仍给与资助，“岁助经费八十万法郎”[5]。巴黎歌剧院共有五层座位，除了第一层是专为总统及各级官员准备的，其余四层均“由馆主租售”[2]，普通民众只要购买门票便可进入观看，这与中国晚清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晚清中国社会等级森严，君王的休闲场所与普通百姓的娱乐场所是截然分开的，清廷供王宫贵族享乐的大戏楼等场所，是不会对百姓开放的。而君民一同观剧游乐，更是国人无法想象的情景，但在西方则是稀松平常之事，郭嵩焘曾在游记中记载了他受法国公使之邀，陪同巴西国主听音乐时的场景：“坐定，始见门隙数人侧席而坐，巴西国主夫妇在焉，或时起就妇人谈。”[5]在郭嵩焘看来，巴西国主夫妇舍弃本国，远游万余里，与普通百姓往来嬉戏，品花听乐，是“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无区别”的表现，这在晚清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亦中国圣人之教所必不容者矣。”[5]西方君民没有尊卑之分，这给初出国门的桐城派学人带来极大的震撼。
戏馆等公共休闲空间不仅是西方民众休闲娱乐之所，也是他们进行社交活动之所，朋友们借此聚集在一起，加强交流，联络感情。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去戏馆观戏，多是朋友邀请，郭嵩焘在去过几次戏馆观剧之后，不禁感叹道：“此邦君民相为嬉游，借此酬应，不能相拒。”[5]戏剧表演有时会和其它一些社会活动一起进行，比如募捐、义卖等。曾纪泽曾在游记中记载他观看了一场由绅士、命妇自己表演的戏剧，目的就是为了筹款“以济贫人者也”[3]。由此可见，公共休闲空间成为了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起着凝聚社会人心的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公共休闲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为不同身份地位之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开放的休闲娱乐及交流空间。桐城派学人对西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认知，使他们不仅体验到了西方娱乐休闲活动的新奇之处，也使他们感受到西方社会不分尊卑、以民为重的社会风气，冲击了他们固有的等级观念和社会认知。
参考文献：
[1]杨震,徐苗.西方视角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08(4):35-40.
[2]黎庶昌.西洋杂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张祖翼.伦敦竹枝词[M].长沙:岳麓书社,2016.
[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晚清桐城派海外游记中的物质文化研究”（AHSKQ2021D2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