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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规制“双轨制”的司法冲突与协同路径
文章字数：2819
2020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后，我国借贷利率形成“双轨制”：金融借贷（持牌机构）以年利率24%为上限，民间借贷适用一年期LPR的4倍。该制度引发多重冲突：金融机构未以常人可理解方式披露实际利率（案例1：（2020）沪74民终1034号）；律师费等费用认定在两类借贷中截然相反（案例2：（2021）最高法民申1140号、案例3：（2025）沪0116民初10747号）；网络借贷平台因属性模糊导致裁判不一（案例4：人民法院案例库2024-08-2-103-007）。这些纠纷暴露了利率披露、费用范围、平台责任认定的司法困境。
本文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维持差异化优势下，构建涵盖区分类型、透明程序与统一规则的协同制度，以防范金融机构变相高息，避免过度干预损害效率，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双轨制冲突的本质并非规则对立，而是形式合规与实质公平的失衡。当前双轨制基于主体身份而非交易实质，利率披露、费用认定等本质是权利公平配置问题。若规则既不符合形式平等也不符合实质平等，据此展开的利益保护必然不公。
一、利率规制“双轨制”的制度演进与规范基础
（一）制度演进：从行政管制到司法规制。金融借款利率规制由行政管制转向司法规制。1996年起，央行通过多份文件实行基准利率浮动管制；2013年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后，司法逐步填补空白，《九民纪要》等确立年利率24%的保护上限，并要求以“常人可理解”方式披露实际利率，网络持牌机构的综合成本不得突破24%。民间借贷利率规制走数值化与精细化路径。1991年确立“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2015年形成“两线三区”，2020年采用一年期LPR四倍作为浮动上限。案例2明确律师费等不计入利率上限，案例4将非持牌平台借贷纳入民间借贷，平台仅为居间人时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二）规范依据：双轨制的法律框架与理论争议。双轨制规范依据“分别立法、各有侧重”。金融借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680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为核心，侧重强化金融机构义务；民间借贷依据《民间借贷规定》利率上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序良俗，重在遏制高利贷；《九民纪要》第五十一条进一步细化金融借款规制边界。理论层面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监管，24%上限包含合理风险溢价，差异化规制符合“风险与收益匹配”，有助于维持金融活力。反对者指出双轨制造成同类借款人因出借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平等保护原则（第4、14条）；部分机构利用差异通过服务费变相抬高成本，使双轨制沦为套利工具。有学者主张随利率市场化深化，功能规制导向的统一规则更适应发展需求。
二、司法冲突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案例的展开
（一）利率披露义务：金融机构的“常人理解”标准与民间借贷的豁免。利率披露义务双轨制差异显著。案例1中，中原信托合同载明“平均年利率11.88%”，实际年化达20.94%，法院认定未以“常人可理解”方式披露，支持按11.88%计息并扣除“砍头息”。该裁判确立金融借款披露标准：内容需明确实际年利率，呈现通俗并显著的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及《消保法》第八条，民间借贷一般不强制披露实际利率，因多发生于自然人之间，信息对称，无需干预。差异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具有绝对信息优势，强制披露为矫正不平等；民间借贷主体相对平等，过度强制降低效率。案例1将披露从“形式要求”升级为“效力性要件”，凸显金融借款对消费者的强化保护。
（二）费用性质认定：律师费是否计入利率上限的裁判分歧。“其他费用”是否计入利率上限，案例2与案例3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案例2（民间借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律师费不属于“其他费用”，不计入4倍LPR上限。其逻辑在于律师费是借款人违约后产生的额外损失而非借款对价，不应纳入利率管制范围。案例3（金融借款）则相反，法院认定律师费属于“借款综合成本”应计入24%上限，理由在于金融借款利率上限是对全部融资成本的总量控制，律师费作为预设常规成本，应纳入核算以防变相突破上限。两种裁判背后的规制目标不同，民间借贷侧重打击高利贷，严格限定管制范围；金融借款侧重平衡金融安全与消费者保护，需全口径管控。因此可总结规则：缔约阶段费用倾向于计入上限，违约后费用原则上排除；与借款获取直接相关的对价性费用计入上限，否则排除。
（三）网络平台责任：信息中介与实质放贷主体的责任边界。网络借贷使双轨制冲突延伸至平台责任。案例4中，P2P平台被认定为纯信息中介仅负形式审查义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例3的网络小贷公司为持牌实质放贷主体，适用“严格责任”受24%上限约束。规则冲突的深层问题是平台属性认定标准模糊。部分平台通过“信息中介”与关联放贷模式规避监管。案例4采用形式审核，而《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实质性审核，司法与监管的脱节可能导致平台套利，加剧市场无序竞争。双轨制以是否持牌为适用依据，但网络借贷跨界属性凸显功能规制需求，即无论是否持牌，只要从事实质放贷业务就应适用统一规则。案例4虽符合主体区分逻辑，但未能回应功能规制趋势，这是未来规则协调的核心问题。
三、协同规制的路径构建：规则、程序与并轨机制
（一）规则统一：利率披露、费用认定与平台责任的标准化。标准统一的核心规则要素包括三方面。利率披露方面，借鉴案例1，对金融借款实行强制性年化利率披露，禁止模糊表述以确保可直观理解；民间借贷中的格式合同应参照该标准。费用认定方面，在立法层面明确咨询费、管理费等借款成本类费用计入利率上限；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类费用不计入，以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平台责任方面，构建分级体系：信息中介（如案例4）承担过错责任；提供担保的平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质放贷人（如案例3）直接适用金融借款规则，承担严格责任并受24%上限约束。
（二）程序保障：透明度强化与争议解决机制优化。程序保障是规则落地的关键。应建立金融借款标准化利率披露模板，要求明确标注不同场景下的利息计算结果，将“常人理解标准”转化为可操作要求。模板需列明本金、利率、还款方式、总利息、实际年化利率等核心要素，禁止嵌入冗长条款。同时建立动态披露与快速解决机制，对LPR浮动利率借款要求利率调整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借款人并提供还款计划表。针对利率披露、费用核算等争议，设立金融消费纠纷快速裁决通道，由专业法官结合标准化模板与披露记录高效审理，降低维权成本并提升利率规制的可预期性。
（三）渐进并轨：从主体规制向功能规制的转型路径。双轨制的未来应走“渐进并轨”路径。现阶段以持牌资质与实质放贷行为为判断标准：持牌机构放贷归入金融借款，非持牌主体与自然人、小微企业间借贷归入民间借贷，以防止规避规制。待利率市场化成熟后，取消以主体身份为依据的双轨划分，转向以交易实质为核心规制：对消费信贷及存在显著信息优势的借贷，设定更严格的风险溢价上限；对商事主体间借贷，适度尊重意思自治。以功能规制替代主体规制，适应金融创新，缓解规则冲突，实现“同交易、同规制”的公平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本文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维持差异化优势下，构建涵盖区分类型、透明程序与统一规则的协同制度，以防范金融机构变相高息，避免过度干预损害效率，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双轨制冲突的本质并非规则对立，而是形式合规与实质公平的失衡。当前双轨制基于主体身份而非交易实质，利率披露、费用认定等本质是权利公平配置问题。若规则既不符合形式平等也不符合实质平等，据此展开的利益保护必然不公。
一、利率规制“双轨制”的制度演进与规范基础
（一）制度演进：从行政管制到司法规制。金融借款利率规制由行政管制转向司法规制。1996年起，央行通过多份文件实行基准利率浮动管制；2013年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后，司法逐步填补空白，《九民纪要》等确立年利率24%的保护上限，并要求以“常人可理解”方式披露实际利率，网络持牌机构的综合成本不得突破24%。民间借贷利率规制走数值化与精细化路径。1991年确立“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2015年形成“两线三区”，2020年采用一年期LPR四倍作为浮动上限。案例2明确律师费等不计入利率上限，案例4将非持牌平台借贷纳入民间借贷，平台仅为居间人时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二）规范依据：双轨制的法律框架与理论争议。双轨制规范依据“分别立法、各有侧重”。金融借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680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为核心，侧重强化金融机构义务；民间借贷依据《民间借贷规定》利率上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公序良俗，重在遏制高利贷；《九民纪要》第五十一条进一步细化金融借款规制边界。理论层面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金融机构受到严格监管，24%上限包含合理风险溢价，差异化规制符合“风险与收益匹配”，有助于维持金融活力。反对者指出双轨制造成同类借款人因出借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平等保护原则（第4、14条）；部分机构利用差异通过服务费变相抬高成本，使双轨制沦为套利工具。有学者主张随利率市场化深化，功能规制导向的统一规则更适应发展需求。
二、司法冲突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案例的展开
（一）利率披露义务：金融机构的“常人理解”标准与民间借贷的豁免。利率披露义务双轨制差异显著。案例1中，中原信托合同载明“平均年利率11.88%”，实际年化达20.94%，法院认定未以“常人可理解”方式披露，支持按11.88%计息并扣除“砍头息”。该裁判确立金融借款披露标准：内容需明确实际年利率，呈现通俗并显著的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及《消保法》第八条，民间借贷一般不强制披露实际利率，因多发生于自然人之间，信息对称，无需干预。差异根源在于金融机构具有绝对信息优势，强制披露为矫正不平等；民间借贷主体相对平等，过度强制降低效率。案例1将披露从“形式要求”升级为“效力性要件”，凸显金融借款对消费者的强化保护。
（二）费用性质认定：律师费是否计入利率上限的裁判分歧。“其他费用”是否计入利率上限，案例2与案例3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案例2（民间借贷）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律师费不属于“其他费用”，不计入4倍LPR上限。其逻辑在于律师费是借款人违约后产生的额外损失而非借款对价，不应纳入利率管制范围。案例3（金融借款）则相反，法院认定律师费属于“借款综合成本”应计入24%上限，理由在于金融借款利率上限是对全部融资成本的总量控制，律师费作为预设常规成本，应纳入核算以防变相突破上限。两种裁判背后的规制目标不同，民间借贷侧重打击高利贷，严格限定管制范围；金融借款侧重平衡金融安全与消费者保护，需全口径管控。因此可总结规则：缔约阶段费用倾向于计入上限，违约后费用原则上排除；与借款获取直接相关的对价性费用计入上限，否则排除。
（三）网络平台责任：信息中介与实质放贷主体的责任边界。网络借贷使双轨制冲突延伸至平台责任。案例4中，P2P平台被认定为纯信息中介仅负形式审查义务，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案例3的网络小贷公司为持牌实质放贷主体，适用“严格责任”受24%上限约束。规则冲突的深层问题是平台属性认定标准模糊。部分平台通过“信息中介”与关联放贷模式规避监管。案例4采用形式审核，而《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实质性审核，司法与监管的脱节可能导致平台套利，加剧市场无序竞争。双轨制以是否持牌为适用依据，但网络借贷跨界属性凸显功能规制需求，即无论是否持牌，只要从事实质放贷业务就应适用统一规则。案例4虽符合主体区分逻辑，但未能回应功能规制趋势，这是未来规则协调的核心问题。
三、协同规制的路径构建：规则、程序与并轨机制
（一）规则统一：利率披露、费用认定与平台责任的标准化。标准统一的核心规则要素包括三方面。利率披露方面，借鉴案例1，对金融借款实行强制性年化利率披露，禁止模糊表述以确保可直观理解；民间借贷中的格式合同应参照该标准。费用认定方面，在立法层面明确咨询费、管理费等借款成本类费用计入利率上限；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类费用不计入，以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平台责任方面，构建分级体系：信息中介（如案例4）承担过错责任；提供担保的平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质放贷人（如案例3）直接适用金融借款规则，承担严格责任并受24%上限约束。
（二）程序保障：透明度强化与争议解决机制优化。程序保障是规则落地的关键。应建立金融借款标准化利率披露模板，要求明确标注不同场景下的利息计算结果，将“常人理解标准”转化为可操作要求。模板需列明本金、利率、还款方式、总利息、实际年化利率等核心要素，禁止嵌入冗长条款。同时建立动态披露与快速解决机制，对LPR浮动利率借款要求利率调整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借款人并提供还款计划表。针对利率披露、费用核算等争议，设立金融消费纠纷快速裁决通道，由专业法官结合标准化模板与披露记录高效审理，降低维权成本并提升利率规制的可预期性。
（三）渐进并轨：从主体规制向功能规制的转型路径。双轨制的未来应走“渐进并轨”路径。现阶段以持牌资质与实质放贷行为为判断标准：持牌机构放贷归入金融借款，非持牌主体与自然人、小微企业间借贷归入民间借贷，以防止规避规制。待利率市场化成熟后，取消以主体身份为依据的双轨划分，转向以交易实质为核心规制：对消费信贷及存在显著信息优势的借贷，设定更严格的风险溢价上限；对商事主体间借贷，适度尊重意思自治。以功能规制替代主体规制，适应金融创新，缓解规则冲突，实现“同交易、同规制”的公平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