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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叙事研究
文章字数：1987
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上，艾思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卓越贡献成为思想领域的播种者，聂耳则以激昂的旋律铸就了民族救亡的音乐丰碑。两位云南籍进步青年投身于不同文化战线，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中结下深厚革命情谊。他们的革命交汇，折射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革命文艺创作的深度交融，为中国革命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启蒙+艺术传播”的经典范式。
一、地域底色与时代召唤的双重牵引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地域文化基因与时代洪流的双重推动。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曰垓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家中浓厚的进步思想氛围使其幼年接触新学。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其母亲擅长民间音乐，家庭环境使他在艺术上得到熏陶。幼年的他们在昆明住得很近，聂耳喜爱民族音乐，艾思奇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相仿的年龄、共同的爱好和两家相近的距离，使两人结为好友。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成为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艾思奇与聂耳的人生轨迹也在此交汇。1932年，艾思奇因宣传进步思想遭云南当局迫害，辗转抵达上海，并在《读书生活》杂志社担任编辑，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聂耳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通缉，于1930年转移至上海，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投身革命音乐创作。彼时的上海，既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又承载着民族救亡的时代使命，左翼文化阵营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阵地。共同的革命理想与文化追求，让两位云南同乡在上海重逢后迅速走近，从最初的地域认同上升到革命同志间的信仰共鸣。
二、思想理论与文艺实践的双向赋能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并非停留在日常交往的表层，而是以思想启蒙与艺术传播的互补为核心，成为左翼文化阵营中“文”与“艺”协同作战的典范。
对于聂耳的音乐创作而言，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其提供理论指引与价值坐标。1934年，艾思奇开始撰写“哲学讲话”专栏（后结集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之先河。聂耳在阅读后深受启发，坚定了“音乐不应是靡靡之音的消遣，而应是唤醒民众的武器”的创作理念，此后转向以人民为主体、以救亡为主题的革命音乐创作。在《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等代表作中，均能看到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唤醒民众的觉醒与解放，呼应了艾思奇“哲学要为大众服务”的主张；《码头工人歌》通过对工人劳动场景的刻画，揭示“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论观点，将工人阶级的苦难与反抗转化为激昂的旋律。
与此同时，聂耳的革命音乐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鲜活的艺术载体。聂耳的音乐旋律通俗易懂，能让不识字的工人、农民通过传唱领悟革命道理，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受众范围。在上海的工厂、学校、街头，《义勇军进行曲》所释放的“民族解放”“阶级团结”等信号，与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阐释的“矛盾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理论形成强烈呼应，让抽象的哲学思想变得可感可知。
三、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虽因1935年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而戛然终止，但其留下的历史贡献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历史贡献看，两人的交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文艺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围剿中，左翼文化阵营面临着理论传播难与文艺脱离群众的双重困境。艾思奇与聂耳的合作打破了思想界与文艺界的壁垒：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为革命文艺提供了理论指引，避免创作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聂耳的音乐实践则为思想传播提供了大众化路径，解决了理论传播曲高和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承载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意志，印证了艾思奇与聂耳这段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当代启示看，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情谊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守正创新的典范。一方面，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创作与思想传播的根本宗旨，指引当代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文化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另一方面，他们注重创新传播形式，艾思奇以聊天式的语言阐释深奥哲学，聂耳以民族化旋律创作革命音乐，两者均实现了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的统一，这对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情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缩影。这份情谊见证了两位革命志士的理想与担当，孕育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化成果。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仍需从这份革命情谊中汲取力量，秉持思想引领与艺术创新并重的原则，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第八届研究生创新项目“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探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YNUMY-36）。
一、地域底色与时代召唤的双重牵引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地域文化基因与时代洪流的双重推动。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其父李曰垓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家中浓厚的进步思想氛围使其幼年接触新学。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其母亲擅长民间音乐，家庭环境使他在艺术上得到熏陶。幼年的他们在昆明住得很近，聂耳喜爱民族音乐，艾思奇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相仿的年龄、共同的爱好和两家相近的距离，使两人结为好友。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成为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艾思奇与聂耳的人生轨迹也在此交汇。1932年，艾思奇因宣传进步思想遭云南当局迫害，辗转抵达上海，并在《读书生活》杂志社担任编辑，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聂耳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通缉，于1930年转移至上海，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投身革命音乐创作。彼时的上海，既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又承载着民族救亡的时代使命，左翼文化阵营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阵地。共同的革命理想与文化追求，让两位云南同乡在上海重逢后迅速走近，从最初的地域认同上升到革命同志间的信仰共鸣。
二、思想理论与文艺实践的双向赋能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并非停留在日常交往的表层，而是以思想启蒙与艺术传播的互补为核心，成为左翼文化阵营中“文”与“艺”协同作战的典范。
对于聂耳的音乐创作而言，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其提供理论指引与价值坐标。1934年，艾思奇开始撰写“哲学讲话”专栏（后结集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之先河。聂耳在阅读后深受启发，坚定了“音乐不应是靡靡之音的消遣，而应是唤醒民众的武器”的创作理念，此后转向以人民为主体、以救亡为主题的革命音乐创作。在《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等代表作中，均能看到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唤醒民众的觉醒与解放，呼应了艾思奇“哲学要为大众服务”的主张；《码头工人歌》通过对工人劳动场景的刻画，揭示“劳动创造世界”的唯物论观点，将工人阶级的苦难与反抗转化为激昂的旋律。
与此同时，聂耳的革命音乐实践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鲜活的艺术载体。聂耳的音乐旋律通俗易懂，能让不识字的工人、农民通过传唱领悟革命道理，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受众范围。在上海的工厂、学校、街头，《义勇军进行曲》所释放的“民族解放”“阶级团结”等信号，与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阐释的“矛盾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理论形成强烈呼应，让抽象的哲学思想变得可感可知。
三、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友谊，虽因1935年聂耳在日本不幸溺亡而戛然终止，但其留下的历史贡献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也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历史贡献看，两人的交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文艺的深度融合，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围剿中，左翼文化阵营面临着理论传播难与文艺脱离群众的双重困境。艾思奇与聂耳的合作打破了思想界与文艺界的壁垒：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为革命文艺提供了理论指引，避免创作陷入“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聂耳的音乐实践则为思想传播提供了大众化路径，解决了理论传播曲高和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其承载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意志，印证了艾思奇与聂耳这段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当代启示看，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情谊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守正创新的典范。一方面，他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创作与思想传播的根本宗旨，指引当代文化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文化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另一方面，他们注重创新传播形式，艾思奇以聊天式的语言阐释深奥哲学，聂耳以民族化旋律创作革命音乐，两者均实现了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的统一，这对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艾思奇与聂耳的革命情谊，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缩影。这份情谊见证了两位革命志士的理想与担当，孕育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化成果。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仍需从这份革命情谊中汲取力量，秉持思想引领与艺术创新并重的原则，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第八届研究生创新项目“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探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YNUMY-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