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势头迅猛。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推陈出新上，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历史学相关学科、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学习历史学上。这一现象无疑是社会文化进步的积极体现。
　　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主要依赖自古留传下来的文字史料，但这种研究方式在理解历史时存在一定的局限：历史的编撰者难以完全摆脱个人情感的影响，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往往带有主观色彩；由于立场与身份的不同，不同记录者对同一段历史的叙述也会产生差异；文字记载往往较为抽象，读者在理解时难以形成直观印象。面对这种情况，史学家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百年前的认识，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望过去的一百年，考古发现频出，对历史认知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以国内较为熟知的海昏侯墓发掘为例，相关出土文物让人们对西汉时期的政治变革有了更加全面而客观的理解。进入新时代，考古工作蓬勃发展，新发现层出不穷；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使得各地纷纷兴建、改陈博物馆，以便展示更多、更丰富的文物资源。“文博热”的兴起，也促使博物馆在展览策划上不断创新，力求让更多公众走近文物、理解历史。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下，历史学教学应当顺势而为。高校可以鼓励学生走进博物馆，通过专门的文博教师进行引导讲解，帮助学生将书本资料与实体文物相结合，从而深化对历史的理解。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历史学硕士可选修文博类课程。学生通过学习文博课程、参观历史博物馆，不仅拓宽了知识面，增长了文博相关的专业素养，还在历史学研究中获得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实现了学科间的相互促进。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未来多会投身历史教学工作，而文博知识的积累将为他们提供有力支持。在课堂教学中，借助丰富的文物资料，可使抽象的历史知识更具象化，易于学生理解与感受。此外，精美的文物也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豪感，进一步提升他们学习历史的积极性。
　　总之，当代历史学学生应当主动走进博物馆，在观摩文物中，亲身体验，丰富学识。同时，学校也应当加强引导，联合博物馆等机构为学生创造更多学习与参观的机会。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