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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与实践路径
文章字数：4237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视域下，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主体间的精神交往相互作用。当下，各民族族际交往不断扩大且逐渐呈现层次性，但仍存在重视经济、忽视“形”“感”“效”维度的情况，导致各民族族际交往关系难以向纵深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通过有感精神交往衔接有形与有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交往内涵，以数字化赋能交往能力，运用交往心理理论，把准“局内认同”、潜消“禁果效应”、谨防“歧义失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
引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经济飞速增长推动主体间精神交往日益发展，并使其逐渐成为人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在此背景下，以各民族族际交往交流交融为载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势而生。中华民族的社会交往，是各民族共享共识、共促繁荣，收获体验、传承并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由此可见，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认知、感知与认同的有机结合。精神交往观，指涉多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托语言、文字及其他符号载体，实现对意识、情感、能力等范畴的交互作用，形成认知联结与共生效应的观念体系。它是思想文化领域内传递意义、深化知识交流、促进精神生态演进的关键交互机制。交往主体在精神交往过程中，不仅能获取新信息与新想法，还能找到认同与归属感，并运用所得达成主体间共识。其中关于精神交往内在动力、主要功能、基本条件、未来趋势等方面的深刻论述，对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
一个民族内部社会的构建与发展，离不开民族内部各成员间有序精神交往状态的持续形成、巩固与发展。在丰富精神交往以充实共通精神内涵、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借助数字化大众传媒传播等方式中，依托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的能动性、实践性、物质依赖性与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性，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一）遵循社会历史性生成与构建精神交往内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交往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受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制约，具有社会历史性。各民族在共同体精神交往场域中博采众长、精粹化用，使宝贵精神财富实现内化循环、反哺资源，进而厚植思想观念，为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奠定基础。而作为当代各民族族际精神交往内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此过程中生成并不断夯实的。
（二）依托物质依赖性生成与发展精神交往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精神交往的形式与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技术、经济基础等物质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视角来看，客观的精神交往环境与历史条件，直接影响授受双方精神交往活动的方向与效用。“小生产式”认知形态不符合信息时代特质，也背离现代化建设需求。马克思曾论述，人始终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因此，包括精神交往在内的一切交往形式，必然受特定社会环境制约。语言作为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在主体间精神交往中发挥关键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以此说明语言、文字在人们精神交往中的作用，进而论述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实现授受双方沟通交流与文化衍生。尤其借助语言这一桥梁，使非同一时空的人们开展精神交往成为可能。各民族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同时，受信息失真、信息过载、信息无序传播等现象影响，失范、紊乱等问题凸显，导致21世纪之前，误读甚至背离语言本真意蕴的情况频发。推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质量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交往能力的生成与构建不可或缺。语言融合既是精神交往不断扩大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交往深化发展。精神交往推动语言融合与文化衍化，而作为精神交往形式的语言，在生成与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往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协调国家文化沟通模式的关键作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次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概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国家普及推广、各民族可用于交往交流交融的口语与书面语的集合。从现实需求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而产生，是一种交往形式；而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审视，它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具，更是国家与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培育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
（三）发挥实践性构建与丰富精神交往媒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交往根植于物质实践，是主体实践活动在思想观念领域的延伸。马克思揭示，既存需要之满足，常为更迭需求之生发源点。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形式、内涵、功能面临革新与张力。数字媒介已解构仪式化空间，其拓展交往深度、提升交往质量的效能，为结合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关键实践支撑。
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注重精神交往之心理维度。当人们进行着精神上的各种交往时，始终伴随着看不见的交往心理活动。交往心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对各种精神交往的心理现象所作的科学论证。从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观分析交往心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
（一）作为交往前提的认同心理，把准“局内认同”。认同是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立场化心理活动。族际精神认同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立足当下、惠及长远的长期工程。“局内认同”通过塑造群体归属感来培育价值感，以共通精神与共有记忆凝聚情感纽带，密切共同体内部联结，为族际交往奠定信任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使民族关系超越单纯物质利益层面，升级为以心理认同为基石的紧密精神纽带。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推动作用，也落实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层面。
（二）吸引交往对象的有意注意，潜消“禁果效应”。只有引发交往对象内心的猎奇与关注，交往才能真正产生。主体的认知倾向，对心理认同与逆反、联结与隔绝等结构性偏向的形成具有塑造作用。在精神交往中，日常生活中的无意注意占比较高。若在吸引有意注意的过程中，忽视“贵和尚中”原则与松紧适度的压力平衡，易导致“标出性”过度凸显，进而引发“禁果效应”。“禁果效应”指的是事物因被禁止、过度标注而更具吸引力的现象。在教育活动、民族间及国家内的精神交往中，需审慎看待“禁果效应”，给予适当自由与正确引导，减少其负面影响。网络作为社会信息基础平台，正从范式层面重构群体认知体系与价值塑造逻辑。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精神交往中，应以包容态度遏制“禁果效应”的萌生，以科学交往方法防范“禁果效应”的隐患，即隐性消除“禁果效应”的负面影响。若精神交往中的极端表现超出授受双方的承受范围，将阻碍交往正常开展。因此，必须避免非此即彼、极端对立的交往模式，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尺度与分寸，运用辩证思维开展交往。
（三）造成知觉影响的交往动机，谨防“歧义失控”。交往动机常与交往接受相提并论，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传播者倾向于放大有利信息，接收者则习惯纳入符合自身认知逻辑的内容，双方通过互动实现认知调适。恩格斯有一句格言：“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这句话描述的正是由错误交往动机引发的信息失真现象。上述情况均会对精神交往产生知觉层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认知偏差。这种偏差同样存在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精神交往中，主要表现为“歧义失控”。精神交往授受双方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信息能量较强的一方不断调整自身内在尺度的表现形式，促使其他方面向其靠拢，最终实现交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存在跨语言表义差异（如阿尔泰语中对应“中国各民族”、蒙古语中带有“复数含义”），与共同体的“单数性”认知存在张力。共同体内部在语言、文化等低维度层面呈现多样性，但在跨维度的精神结构中，会凝结成统合性元模式，体现为重叠共识与“和而不同”中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以“四个共同”为指导，坚持兼收并蓄，推动多元一体，存小异求大同，逐步增强民族认同。综上，精神交往中的理解偏差未必会阻碍交往开展；基于正当动机，防范“歧义失控”并凝聚共识，反而能进一步明晰交往内涵、强化传播效果。
结语:当精神交往主体拓展至共同体层面时，民族内外的精神纽带作用愈发凸显，在凝聚认同、维系共同体存续的过程中，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整合各民族的精神需求与追求，通过“有感”衔接“有形”与“有效”、以“有效”夯实“有感”与“有形”，可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3]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4]王瑞萍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若干重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2（2024.4重印）
[5]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8（2005.3重印）
[6]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2024.7重印）
[7]魏贝贝.马克思精神交往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2020.DOI:10.27114/d.cnki.ghnau.2020.001648.
[8]侯振武,杨耕.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18,(07):10-18+1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5.
[10]赵浚.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的本质考察[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09):10-11周文彰.精神交往和认识活动[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02):4-9.
[11]杨鑫铨.精神交往: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一体化的原则提示[J].求索,2015,(02):53-56.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5.02.011.
课题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
引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经济飞速增长推动主体间精神交往日益发展，并使其逐渐成为人的一种特定存在方式。在此背景下，以各民族族际交往交流交融为载体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顺势而生。中华民族的社会交往，是各民族共享共识、共促繁荣，收获体验、传承并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由此可见，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认知、感知与认同的有机结合。精神交往观，指涉多主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依托语言、文字及其他符号载体，实现对意识、情感、能力等范畴的交互作用，形成认知联结与共生效应的观念体系。它是思想文化领域内传递意义、深化知识交流、促进精神生态演进的关键交互机制。交往主体在精神交往过程中，不仅能获取新信息与新想法，还能找到认同与归属感，并运用所得达成主体间共识。其中关于精神交往内在动力、主要功能、基本条件、未来趋势等方面的深刻论述，对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
一个民族内部社会的构建与发展，离不开民族内部各成员间有序精神交往状态的持续形成、巩固与发展。在丰富精神交往以充实共通精神内涵、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借助数字化大众传媒传播等方式中，依托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的能动性、实践性、物质依赖性与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性，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一）遵循社会历史性生成与构建精神交往内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交往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受特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制约，具有社会历史性。各民族在共同体精神交往场域中博采众长、精粹化用，使宝贵精神财富实现内化循环、反哺资源，进而厚植思想观念，为巩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奠定基础。而作为当代各民族族际精神交往内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此过程中生成并不断夯实的。
（二）依托物质依赖性生成与发展精神交往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精神交往的形式与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技术、经济基础等物质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视角来看，客观的精神交往环境与历史条件，直接影响授受双方精神交往活动的方向与效用。“小生产式”认知形态不符合信息时代特质，也背离现代化建设需求。马克思曾论述，人始终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因此，包括精神交往在内的一切交往形式，必然受特定社会环境制约。语言作为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在主体间精神交往中发挥关键作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以此说明语言、文字在人们精神交往中的作用，进而论述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等形式实现授受双方沟通交流与文化衍生。尤其借助语言这一桥梁，使非同一时空的人们开展精神交往成为可能。各民族语言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但同时，受信息失真、信息过载、信息无序传播等现象影响，失范、紊乱等问题凸显，导致21世纪之前，误读甚至背离语言本真意蕴的情况频发。推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质量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交往能力的生成与构建不可或缺。语言融合既是精神交往不断扩大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交往深化发展。精神交往推动语言融合与文化衍化，而作为精神交往形式的语言，在生成与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往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着协调国家文化沟通模式的关键作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首次明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概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国家普及推广、各民族可用于交往交流交融的口语与书面语的集合。从现实需求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而产生，是一种交往形式；而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审视，它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工具，更是国家与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培育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
（三）发挥实践性构建与丰富精神交往媒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交往根植于物质实践，是主体实践活动在思想观念领域的延伸。马克思揭示，既存需要之满足，常为更迭需求之生发源点。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化的形式、内涵、功能面临革新与张力。数字媒介已解构仪式化空间，其拓展交往深度、提升交往质量的效能，为结合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关键实践支撑。
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注重精神交往之心理维度。当人们进行着精神上的各种交往时，始终伴随着看不见的交往心理活动。交往心理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对各种精神交往的心理现象所作的科学论证。从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观分析交往心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
（一）作为交往前提的认同心理，把准“局内认同”。认同是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立场化心理活动。族际精神认同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立足当下、惠及长远的长期工程。“局内认同”通过塑造群体归属感来培育价值感，以共通精神与共有记忆凝聚情感纽带，密切共同体内部联结，为族际交往奠定信任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使民族关系超越单纯物质利益层面，升级为以心理认同为基石的紧密精神纽带。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推动作用，也落实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层面。
（二）吸引交往对象的有意注意，潜消“禁果效应”。只有引发交往对象内心的猎奇与关注，交往才能真正产生。主体的认知倾向，对心理认同与逆反、联结与隔绝等结构性偏向的形成具有塑造作用。在精神交往中，日常生活中的无意注意占比较高。若在吸引有意注意的过程中，忽视“贵和尚中”原则与松紧适度的压力平衡，易导致“标出性”过度凸显，进而引发“禁果效应”。“禁果效应”指的是事物因被禁止、过度标注而更具吸引力的现象。在教育活动、民族间及国家内的精神交往中，需审慎看待“禁果效应”，给予适当自由与正确引导，减少其负面影响。网络作为社会信息基础平台，正从范式层面重构群体认知体系与价值塑造逻辑。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精神交往中，应以包容态度遏制“禁果效应”的萌生，以科学交往方法防范“禁果效应”的隐患，即隐性消除“禁果效应”的负面影响。若精神交往中的极端表现超出授受双方的承受范围，将阻碍交往正常开展。因此，必须避免非此即彼、极端对立的交往模式，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好尺度与分寸，运用辩证思维开展交往。
（三）造成知觉影响的交往动机，谨防“歧义失控”。交往动机常与交往接受相提并论，但二者并非完全对应。传播者倾向于放大有利信息，接收者则习惯纳入符合自身认知逻辑的内容，双方通过互动实现认知调适。恩格斯有一句格言：“无知和民族虚荣心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战功方面是同样起作用的。”这句话描述的正是由错误交往动机引发的信息失真现象。上述情况均会对精神交往产生知觉层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认知偏差。这种偏差同样存在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精神交往中，主要表现为“歧义失控”。精神交往授受双方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信息能量较强的一方不断调整自身内在尺度的表现形式，促使其他方面向其靠拢，最终实现交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存在跨语言表义差异（如阿尔泰语中对应“中国各民族”、蒙古语中带有“复数含义”），与共同体的“单数性”认知存在张力。共同体内部在语言、文化等低维度层面呈现多样性，但在跨维度的精神结构中，会凝结成统合性元模式，体现为重叠共识与“和而不同”中的“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以“四个共同”为指导，坚持兼收并蓄，推动多元一体，存小异求大同，逐步增强民族认同。综上，精神交往中的理解偏差未必会阻碍交往开展；基于正当动机，防范“歧义失控”并凝聚共识，反而能进一步明晰交往内涵、强化传播效果。
结语:当精神交往主体拓展至共同体层面时，民族内外的精神纽带作用愈发凸显，在凝聚认同、维系共同体存续的过程中，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撑。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整合各民族的精神需求与追求，通过“有感”衔接“有形”与“有效”、以“有效”夯实“有感”与“有形”，可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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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4]王瑞萍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若干重要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2（2024.4重印）
[5]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8（2005.3重印）
[6]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2024.7重印）
[7]魏贝贝.马克思精神交往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2020.DOI:10.27114/d.cnki.ghnau.2020.001648.
[8]侯振武,杨耕.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18,(07):10-18+1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5.
[10]赵浚.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的本质考察[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09):10-11周文彰.精神交往和认识活动[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02):4-9.
[11]杨鑫铨.精神交往: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一体化的原则提示[J].求索,2015,(02):53-56.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5.02.011.
课题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