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历时性的宏大进程，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建设的维度。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深植于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历经挣扎、反思与探索后形成的理性自觉，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刻回应，也是寻求文化主体性的历时性成果。
　  一、近代屈辱与启蒙（1840-1949）
　　中国现代化进程始于文化危机。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幻象，动摇传统价值根基。此后，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成为现代化道路核心议题，并与“救亡图存”的民族命运紧密交织，构成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重要逻辑起点。
　　早期洋务派推行“中体西用”，试图在保持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技术，但其失败揭示出仅靠器物层面学习无法实现真正现代化。随后维新变法与新文化运动将变革推向制度与文化层面，一面激烈批判传统，一面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在破除封建束缚、引入现代思想方面贡献显著，但也反映出文化自卑下的焦虑与矛盾，缺乏文化主体性的移植难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值此之际，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体现出初步的文化自觉。既拒绝全盘西化，又反对保守封闭，旨在构建一种服务于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新文化，为后来的文化建设确立了人民立场与批判继承的方法论基础。
　　二、立国探索与曲折（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自主探索时期，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转向塑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国民精神。
　　国家通过文字改革、教育普及及文艺引导等措施，清除封建文化残余，构建广泛的公共文化体系，提升民众文化素养，奠定文化权益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形成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关键思想支撑。
　　这一时期也经历了“文革”等曲折历程，它警示我们，文化建设必须尊重其内在规律，不能以政治运动代替文化培育，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或排斥外来文化。这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为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拨乱反正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
　  三、开放发展与自觉（1978-2012）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伴随经济上的“赶超”，文化领域也掀起新一轮深刻反思与中西碰撞。
　　随着国门打开，西方思潮涌入与国内“文化热”“国学热”交织，形成多元激荡的文化图景。社会对现代化的认知从经济追赶扩展至人的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经历迷茫与模仿后，萌发深层文化自觉：中国现代化须扎根自身文化，保持精神独立性，这一进程体现了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建构的转变。
　　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强调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有益文化。旨在探索一条既融入现代文明潮流、又坚守民族特质的发展路径，标志着文化建设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构建，进入系统推进的新时期，为“文化强国”正式提出奠定坚实基础。
　  四、自信与强国（2012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境界。与之相应，文化建设也进入了以“自信”为标志、以“强国”为目标的新阶段。
　　在历史方位上，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强起来”是包括文化强大在内的全面强大。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民族文化自信的物质与心理基础。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张力，在此阶段逐渐转化为一种更为从容、开放的主体心态，呈现出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新格局。
　　“文化自信”被确立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四个自信”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被清晰擘画。其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在于：其一，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深化的内在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其鲜明特征；其二，它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它是回应世界百年大变局、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战略需要，旨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化强国建设呈现“从被动到主动、从冲突到整合、从服务到引领”的演进脉络，揭示了经济与上层建筑、民族性与时代性、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这源于百年现代化探索的自觉，是对文化命运与人类文明的主动担当，是历史潮流、时代大势与主体选择共同作用的必然，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重大。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