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驸马”的故事脱胎于传统民间剧目《双救主》，讲述了女主角冯素珍为救蒙冤的未婚夫，毅然易性乔装、代考高中状元的传奇经历。该故事剧本于1958年经剧作家王兆乾依据民间艺人抄本整理改编，并于次年（1959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与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搬上银幕。影片一经问世，便继《天仙配》之后，成为黄梅戏电影艺术史上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佳作。这一版本的《女驸马》之所以能超越戏曲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朽的文化记忆，关键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卓越的民间叙事“活化”。在保留女状元民间故事趣味性的基础上，借助电影媒介，深刻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女性摆脱伦理桎梏、追求自我价值时的勇气与智慧。
　　一、涌动的伏脉：民间叙事中的女性反叛基因
　　在我国民间叙事中，带有反叛基因的女性，犹如一道涌动的伏脉，潜行于民间文学、地方戏曲与评书弹词之中。这类叙事通常以“易性乔装”来跨越世俗边界，进入传统男性专属的社会领域，如学堂、官场、军营等，建功立业获得大众认可。北朝民歌《木兰辞》中女子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最终“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民间传说“梁祝”中的祝英台，为了接受教育，易男装进书院；《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婚期前扮男装出逃，高中状元，官至丞相。清代文人小说更开启了女性以自我身份参与国家大事的幻想式书写，如李汝珍的《镜花缘》，虚构武则天开女科，百名才女齐聚朝堂共议国事。黄梅戏舞台版的《女驸马》，正是这道伏脉的直接继承者与发展者。女扮男装的冯素珍冒名赶考将戏剧冲突推向了极致。但是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所保留的，花木兰的越界是为了尽孝，祝英台殉情化蝶，孟丽君和冯素珍的初衷也是拯救父兄或未婚夫。她们的反叛是宗法约束下，为合乎传统伦理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1959年的电影版《女驸马》诞生于一个要求“破旧立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崭新的“传统”女性形象呼之欲出，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任务，便是要将其从一个局限于传统“忠孝节义”的传奇人物，“重构”为一个兼具反抗精神与劳动美德、并最终服务于新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不仅是一次艺术上的改编，更是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实践。
　  二、时代在召唤：1959年的“冯素珍”视听形象及内涵
　　1959年电影《女驸马》的诞生，绝非孤立的艺术行为，而是“十七年”时期文艺工作者在清晰的历史使命感驱动下，对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最早由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提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建国后这一方针被反复强调，它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观，重新审视和改造传统文化遗产。其核心要义，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文艺工作者面对传统戏曲中“封建伦理宣扬”“迷信色彩浓厚”等问题，以该方针为指导，删除了传统剧目《双救主》中一夫两妻、冯素珍为侧室等情节，赋予冯素珍智勇双全的新形象，使其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此外，在叙事线索上，女主与地方恶霸、继母等的个人恩怨，转变为对抗腐朽、堕落的封建官僚集团（丞相刘文举），传统情节中的救夫变成了从压迫者手中拯救一个无辜的普通百姓。
　　与戏曲舞台的全景式观看不同，电影采用多次特写镜头对冯素珍扮演者严凤英老师进行长时间聚焦。当冯素珍得知父亲被诬陷入狱、自己被逼改嫁时，戏曲表演可能会用一个程式化的“亮相”来表达决心。而电影则给了一个长达数秒的面部特写，严凤英老师的眼神从震惊、悲愤，迅速转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毅，开启了冯素珍主动、充满反抗意识的抉择之路。这种在眼神中凝固的坚毅，亟须一个声音来宣告其存在。电影对黄梅戏唱腔的革新，恰恰为这份决心提供了最有力的听觉载体。冯素珍的唱腔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或叙事，它本身就成为一种行动，是角色反抗意识最直接、最铿锵有力的宣言。高亢明亮的“谁料皇榜中状元”唱段，便是在声音层面完成这一形象重塑的典范。在“我考状元不为把名显”一句中，斩钉截铁的吐字与干净利落的收音，似乎在进行一次冷静的自我剖白与立场宣告。通过视听语言的综合运用，电影将冯素珍的形象，从一个地方戏曲中的传奇女子，成功地雕琢成一个站立在时代潮头、代表着新生力量、闪耀着理想光辉的银幕新女性。
　　文艺经典之作，往往是民间叙事与时代精神相互成就。黄梅戏电影《女驸马》的“活化”实践例证了这一观点。新的时代“唤醒”了冯素珍这具反叛的外壳，对那颗保守的伦理内核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构”，自尊、自信、自强的女性形象在银幕上破茧而出，成为一个崭新的文化范本。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戏曲电影，更能体会到那一时期电影艺术家们，将艺术激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时代理想的由衷信仰。
　　作者系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3年安徽艺术学院校级重点哲学社科项目“十七年时期黄梅戏电影中的女性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3xjky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