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修订后，《台阶》被选入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该单元以平凡普通人的生活为主题，意在展现他们身上的人性之美与民族品格。针对《台阶》实际教学中存在的背景疏离感、主旨浅表化问题，文章提出以“比较阅读”为核心策略，联读《骆驼祥子》，并结合心理学社会认同理论，以悲的程度为比较点，引导学生突破时空壁垒，探讨理解小说中父亲精神困境的深层文化逻辑。
　　李森祥的短篇小说《台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农民的生活状态，是当代乡土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台阶》一文在现行教材中被划入自读课文之列，因此实际教学中教师受课时限制、文本难度等因素的影响，常常将《台阶》的教学目标简易化，文本宝贵的教学价值未能得到深入挖掘。《台阶》本身意蕴深刻，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文本分析不到位，存在对《台阶》主旨的误读。小说背景与当今学生所处社会之间存在断层，学生难以从造“高台阶”这一行为，品读出农民对尊严地位的追求，更无法理解父亲悲剧的现实意义，导致学生对主旨理解的浅显化。分析视角的局限让“农民命运反思”“人生价值标准”等深层主题被掩盖。
　　新修订的统编教材将《台阶》选入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同时该单元还涉及对《骆驼祥子》的整本书阅读指导。本单元紧扣“凡人小事”，通过对小人物故事的生动叙述，让学生在精读中感悟人生百态。《台阶》主人公“父亲”的追求是修建拥有更高台阶的新房，《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一生都在为有一辆自己的黄包车而苦苦挣扎。他们都是“逐梦人”。教师在教学中，可就此关联《骆驼祥子》进行比较阅读，重点探究二者结局之“悲”的差异性并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就《台阶》中涉及到的人生意义、奋斗本质、“面子文化”“乡土文化”展开思辨。
　　旧社会的破产农民祥子，为改变穷困潦倒的物质生活进城谋生。他希望能拥有一辆自己的车，成为独立自由的洋车夫。他的目标建立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层面上。《台阶》中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直以来将台阶高低与家庭地位挂钩。他的目标立足于更高的精神尊重需求。二人都将内心抽象的“梦”寄托在具象的实物上。祥子的“车”是他在城里谋生存的“通行证”。他拼命租车拉包月，不抽烟，不喝酒，勤勤恳恳攒钱三年之久换来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却逃脱不了“三起三落”的命运。父亲的“九级台阶”是他所处的乡土社会“面子文化”的具象化。耗尽半生捡砖拾瓦、砍柴攒钱，建成了有九级高台阶的新房却难掩落寞。二人结局都以失败告终，而两者的“悲”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祥子，其悲剧更多是外因酿成的。他的努力始终对抗着来自外部的多重压迫，最终被社会机器彻底碾碎。兵痞抢车、侦探勒索、车厂主抽成，每一份劳动成果都可能被暴力掠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失效、婚姻制度畸形、阶级固化；周围人的冷漠麻木让他彻底失去对“善”的信念，最终沦为“社会病胎里的产儿”。父亲的悲剧则更多源于内因。他并非被外力强迫建台阶，而是主动将建高台阶内化为人生使命。机械重复的劳作透支了他的身体。因为“台阶低”意味着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这种“自我压迫”是乡土社会中“面子文化”对个体的驯化，使得个体将集体的评价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最终导致精神的压抑。祥子的“悲”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系统性压迫，动荡的社会、剥削的制度、冷漠的人性像一台绞肉机，将个体的生存希望彻底碾碎，最终摧毁其作为“人”的尊严。父亲代表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精神困局，乡土社会的等级观念、面子文化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个体困在自我规训的牢笼中，即使目标达成，也无法逃脱意义的虚无。
　　父亲的悲剧比祥子的更发人深省，它是整个乡土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他不是被某一外在的人或制度迫害，而是被无形的乡土文化规则推着走。这种群体施加的暴力，比个体施暴更隐蔽也更难反抗。父亲的悲剧也不是旧时代的特例，而是所有被“社会评价体系”绑架的个体的缩影。父亲的悲剧之所以具有跨时代的现实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我们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人为何而活？是为了他人的评价还是自己的本心？“高台阶”是父亲心中的执念，他的自我价值感依赖于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拼尽半生只渴望听到他人夸自己一句“地位高”。父亲的行为印证了社会认同理论，当个体获得群体认可时，会强化自我概念的积极面；负面评价可能引发焦虑或自我怀疑。群体压力下，个体可能通过迎合他人标准来维持身份认同，形成“向外求”的行为模式。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