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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文章字数:296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维度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持续推动生态文明领域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解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目标定位与实践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纲领。这一思想体系立足中国实际、着眼全球发展,既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精髓,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智慧,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鲜明的绿色底色。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人具有能动性,通过劳动实践在“人化自然”中实现自身发展,但同时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应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失去了根基。例如,一些地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这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恶果。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此,汲取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理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代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思想,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虞衡制度,如《周礼》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且不少朝代都制定保护自然的律令并严惩违令者。这些传统观念和制度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核心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本质关系。这一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思想,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从实践层面看,“和谐共生”意味着摒弃将自然视为单纯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例如,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通过退渔还湖、生态修复等措施,让长江生态逐步恢复生机,正是对这一自然观的生动实践。同时,这一思想要求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创新性阐释,科学回答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如何协调统一的时代命题。这一发展观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指出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宝贵资源,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具体实践中,“两山论”体现为三种转化路径:一是直接转化,如浙江安吉通过发展竹林经济、生态旅游,将竹林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二是间接转化,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吸引高端产业入驻,如云南昆明滇池周边区域通过治污提升环境质量,带动文旅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三是生态补偿转化,通过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地区获得经济补偿。我国建立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正是通过上下游协同治理,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平衡。这一发展观推动各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福建宁德发展林下经济,既保护了森林生态,又让林农通过种植中药材、食用菌实现增收,印证了生态与经济的辩证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民生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深刻指出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一民生观体现在污染防治的具体行动中。例如,我国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和农村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城市治理中,通过消除黑臭水体、建设城市公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以北京为例,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腾退空间建设口袋公园和绿道,让市民共享生态改善成果。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污染问题,全国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2024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较2015年下降超40%,“常态蓝”“幸福蓝”成为民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此外,生态惠民还体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我国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让周边居民参与生态管护,既守护了珍稀物种,又通过生态岗位增加了收入,实现了“人与动物共享家园”的良性循环。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实践路径与全球担当
筑牢制度基石:构建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体系。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我们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覆盖决策、执行、监督的全链条生态治理体系。在顶层设计上,需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将碳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体系。例如,浙江将“绿色发展指数”权重提升至30%,推动地方政府从“GDP优先”转向“生态优先”。同时,加快生态环保立法进程,针对新污染物治理、碳汇交易等领域出台专项法规,深圳率先实施《碳排放管理条例》,为区域低碳发展提供法治范本。在实践创新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关键。福建三明推行“林业碳票”制度,林农凭林木碳汇量获得收益,实现“空气变现”;新安江流域通过跨省水质考核实施生态补偿,带动上下游协同治污。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同比增长25%,刚性制度约束不断强化,推动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良性机制。
践行绿色发展: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行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立足国内推进绿色转型,又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让中国方案惠及世界。在国内实践中,以“双碳”目标引领发展方式变革。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超60%,光伏组件出口覆盖190国,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能源结构加速转型,“沙戈荒”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提速,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预计达18%。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深入推进,北京、上海“碳普惠”平台吸引5000万市民参与,低碳出行、垃圾分类成为社会新风尚。在全球治理层面,我国积极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地,与31国签署绿色发展备忘录。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采用生态友好型设计,减少对印度河生态影响;塞罕坝林场建设经验被纳入联合国生态修复案例库。2024年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峰会吸引87国参与,中国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将光伏扶贫、沙漠治理等方案推向世界,让生态文明理念成为国际共识。
从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双碳”战略的系统推进到全球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唯有将制度优势与实践创新结合,以绿色发展破解全球性生态难题,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生态智慧。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人具有能动性,通过劳动实践在“人化自然”中实现自身发展,但同时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应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失去了根基。例如,一些地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导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这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恶果。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此,汲取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理念,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代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思想,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我国古代很早就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虞衡制度,如《周礼》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且不少朝代都制定保护自然的律令并严惩违令者。这些传统观念和制度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核心论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本质关系。这一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思想,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从实践层面看,“和谐共生”意味着摒弃将自然视为单纯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例如,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通过退渔还湖、生态修复等措施,让长江生态逐步恢复生机,正是对这一自然观的生动实践。同时,这一思想要求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创新性阐释,科学回答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如何协调统一的时代命题。这一发展观打破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指出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宝贵资源,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具体实践中,“两山论”体现为三种转化路径:一是直接转化,如浙江安吉通过发展竹林经济、生态旅游,将竹林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二是间接转化,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吸引高端产业入驻,如云南昆明滇池周边区域通过治污提升环境质量,带动文旅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三是生态补偿转化,通过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的地区获得经济补偿。我国建立的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正是通过上下游协同治理,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平衡。这一发展观推动各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福建宁德发展林下经济,既保护了森林生态,又让林农通过种植中药材、食用菌实现增收,印证了生态与经济的辩证统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民生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深刻指出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一民生观体现在污染防治的具体行动中。例如,我国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和农村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城市治理中,通过消除黑臭水体、建设城市公园,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以北京为例,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腾退空间建设口袋公园和绿道,让市民共享生态改善成果。同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污染问题,全国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2024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较2015年下降超40%,“常态蓝”“幸福蓝”成为民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此外,生态惠民还体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我国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让周边居民参与生态管护,既守护了珍稀物种,又通过生态岗位增加了收入,实现了“人与动物共享家园”的良性循环。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实践路径与全球担当
筑牢制度基石:构建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体系。制度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我们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覆盖决策、执行、监督的全链条生态治理体系。在顶层设计上,需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将碳减排、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体系。例如,浙江将“绿色发展指数”权重提升至30%,推动地方政府从“GDP优先”转向“生态优先”。同时,加快生态环保立法进程,针对新污染物治理、碳汇交易等领域出台专项法规,深圳率先实施《碳排放管理条例》,为区域低碳发展提供法治范本。在实践创新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关键。福建三明推行“林业碳票”制度,林农凭林木碳汇量获得收益,实现“空气变现”;新安江流域通过跨省水质考核实施生态补偿,带动上下游协同治污。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同比增长25%,刚性制度约束不断强化,推动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良性机制。
践行绿色发展: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行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立足国内推进绿色转型,又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让中国方案惠及世界。在国内实践中,以“双碳”目标引领发展方式变革。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球超60%,光伏组件出口覆盖190国,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能源结构加速转型,“沙戈荒”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提速,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预计达18%。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深入推进,北京、上海“碳普惠”平台吸引5000万市民参与,低碳出行、垃圾分类成为社会新风尚。在全球治理层面,我国积极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落地,与31国签署绿色发展备忘录。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采用生态友好型设计,减少对印度河生态影响;塞罕坝林场建设经验被纳入联合国生态修复案例库。2024年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峰会吸引87国参与,中国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将光伏扶贫、沙漠治理等方案推向世界,让生态文明理念成为国际共识。
从黄土高原的生态修复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从“双碳”战略的系统推进到全球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面向未来,唯有将制度优势与实践创新结合,以绿色发展破解全球性生态难题,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