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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外壳”的拜物教：“流动的藏私”视角下的异化逻辑与出路
文章字数：3534
摘要：本文以“流动的藏私”为切入点，批判数字时代下由移动终端构建的“数字外壳”。本文认为，“数字外壳”是一种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积累需求的新型商品拜物教形态，通过分析其造成的四重异化，揭示其剥削本质。文章最终指出，根本出路在于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数字公地”，以实现人的解放。
关键词：数字外壳；流动的藏私；异化；数字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并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因此，理解当代个体的生存矛盾，必须深入其经济基础——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雷蒙·威廉斯的“流动的藏私”概念[2]，描绘了个体在被迫“流动”与退回“藏私”空间寻求庇护的矛盾。如今，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打造的虚拟“数字外壳”，将这一矛盾推向极致。这个外壳看似赋予了个体自由与安全，但本文旨在论证：现代“流动的藏私”并非技术恩赐，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它通过强化一种全新的商品拜物教，即“数字外壳”拜物教，系统性地深化了四个维度的异化。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利用和扭曲“流动的藏私”的内在矛盾来实现的，并以此更高效地完成了资本积累与社会控制。因此，出路绝非技术的修补，而在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一、数字外壳的物质基础：数字资本主义的积累需求
任何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皆非空中楼阁，而是特定经济基础的映射。看似体现个人意志的“数字外壳”，其泛滥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内在要求，它为资本同时解决了劳动力“液态化”配置与社会关系“固态化”分割这一核心矛盾。
其一，资本增殖要求劳动力“液态化”。正如鲍曼所言，晚期现代性的权力已从“固定”转向“流动”[3]。资本为追逐超额利润，要求劳动力成为可随时被调动、重组的“液态”资源，以适应市场变化。从跨国公司的远程协作到平台经济的即时派单，数字技术精准满足了资本对劳动力进行去地域化和弹性调配的渴望。“流动性”在此不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个体为适应资本节奏所付出的代价。
其二，社会控制要求关系“固态化”。一支高度流动的劳动大军，其潜在的组织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资本必须在赋予其流动性的同时，切断其横向社会联结，将其“固态化”于孤立的消费单元之内。“数字外壳”成为实施这种分割的最佳工具，它通过算法构建起隔绝的感知监狱。个体被鼓励投注于外壳的内部建构，而非参与现实的公共生活。这种人为制造的孤立瓦解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更将原子化的个体彻底推向市场，其不安与匮乏都只能通过消费来满足。
因此，“流动的藏私”这对矛盾范畴，在数字资本调度下被扭曲地统一起来：它促成了劳动力“液态”的流动，又通过“数字外壳”实现了社会关系“固态”的隔绝。个体看似在休闲的消费与社交中，实则完成了双重任务：作为“液态劳动力”随时待命，并作为“固态消费者”为资本创造价值，其产生的海量数据更成为资本重要的生产资料。
二、数字外壳的异化本质：商品拜物教的新形态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就是商品拜物教[4]。我们不再看到商品背后活生生的劳动，只看到商品仿佛拥有魔力般的价值。“数字外壳”正是当代商品拜物教最典型的形态，并系统性地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四个维度的异化[5]。
首先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当代生命的数字化映射——涵盖思想偏好、行为轨迹、社会网络的数据流，构成了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核心产物。然而，这一从生命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产物，却作为独立的、敌对的商品被资本攫取。个体对其既无所有权也无控制权。个体试图保有的私人偏好、未公开的认知倾向等藏私内容，本属私人领域范畴，却因“数字外壳”的技术架构被迫进入流动状态，其藏私属性也被异化为可量化的资本要素。它在数据市场中被交易，并被用于建构“算法铁笼”以引导认知、塑造欲望，最终实现对行为的远程操控。生命的自由表达，在此异化为生产规训自身工具的过程。
接着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在“数字外壳”中的活动，诸如视频点赞、直播打赏，都具有尤里安·库克里奇所言的“玩劳动”性质[6]。在这些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中，个体在互动中流露的即时偏好、信息倾向，被平台资本持续引导和预设。这一过程的实质，正是对“流动的藏私”的隐性调用，旨在最大化用户的在线时长和数据产出。此刻，劳动失去其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再次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社会的生命活动，通过对象性的社会实践来确证自身存在。而“数字外壳”恰恰是对这一本质的背离。它鼓励个体从真实的公共生活中退隐，用虚拟的、被中介的互动替代鲜活的、面对面的交往。这种替代导致“流动的藏私”的本真形态发生异化：个体在数字外壳的规训下陷入被动，使得藏私的流动不再基于主体意志，而需服从平台的社交参与规则。公共空间不再是政治商谈和集体行动的场所，而退化为个体展演私生活的舞台。这种生存状态使人退化为孤立的、单向度的存在物，丧失了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丰富性。
最后是人与人的相异化，这是最普遍的感知。“数字外壳”将丰富的、动态的具身的他者，压缩为屏幕上可量化、可管理的扁平符号，这一过程同时扭曲了“流动的藏私”的自然交往形态。原本在真实交往中，藏私的选择性流动是建立共情与信任的基础；而在“数字外壳”中，人际互动要么沦为信息的强制交换，要么陷入功利性的刻意隔绝。这导致人际纽带的强度不再取决于情感深度与时间投入，而被是否能带来信息、机会的功利主义逻辑所取代。在这被量化的关系网络中，深刻的共情变得多余，批判性的对话变得困难，一个由无数孤岛构成的群岛式社会由此形成。
综上，“数字外壳”这一被注入了魔力的商品，完美地掩盖了其背后的剥削关系：既通过操控“流动的藏私”实现对个体的深层控制，又在承诺自由中带来更深的奴役，在承诺连接中造成更彻底的孤立。这正是“数字外壳”拜物教的威力所在：它延续了“物支配人”的拜物教逻辑，让藏私的异化流动成为剥削的隐形路径，并以“技术便利”的表象加以掩盖。
三、辩证的扬弃：从“数字外壳”到“数字公地”
面对“数字外壳”带来的普遍异化，任何停留个人或技术层面的改良方案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因为其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这些核心资源继续为资本所垄断，技术的异化本质就不会改变。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彻底的和革命性的，它遵循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第一重否定是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直接社群关系的否定。它打破了地域血缘的纽带，将人抛入流动而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中，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也带来了异化。第二重否定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否定。它不是要倒退回田园牧歌式的旧社群，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包括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联合体。具体到数字领域，这意味着要实现从“数字外壳”到“数字公地”的飞跃。
“数字公地”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意味着首先是建立平台公有制，即将垄断性平台从私有制中解放，转变为由全社会所有、民主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其次是实现数据共治，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还给数据生产者，并建立公共信托机构，确保数据用于社会公益而非商业剥削；最后是保障算法民主，即算法设计公开透明，并由使用者和公共代表共同制定，以增进公共福祉。在“数字公地”的基础上，技术才能摆脱其异化属性；“流动的藏私”将被扬弃：个体既能享受技术带来的流动性自由，自主决定“藏私”的流动范围；同时又能通过公共平台与他者建立更为真实的联结，在数字空间中重建源于社会共同体的真正安全感。
四、结语
“流动的藏私”所构建的“数字外壳”，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体生存境遇的精准写照。这是一个物化的拜物教式的牢笼，将资本逻辑催生的社会疏离与生存焦虑，巧妙地包装为个体对自由和安全的自主选择。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批判，不仅揭示了这一外壳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经济本质，更阐明了其造成个体全面异化的过程。对其批判的最终旨归，不是对技术的拒斥，而是对生产关系的颠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与制度变革，将数字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才能砸碎这层华丽而脆弱的“数字外壳”，终结其所代表的异化，让技术真正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强大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2]WILLIAMSR.Television：Technologyand-
CulturalForm[M].London:Fontana，1974.
[3]鲍曼Z.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
[5]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6]库克里奇J.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姚建华,倪安妮,译.开放时代，2018(6):133-150.
关键词：数字外壳；流动的藏私；异化；数字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并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因此，理解当代个体的生存矛盾，必须深入其经济基础——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雷蒙·威廉斯的“流动的藏私”概念[2]，描绘了个体在被迫“流动”与退回“藏私”空间寻求庇护的矛盾。如今，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打造的虚拟“数字外壳”，将这一矛盾推向极致。这个外壳看似赋予了个体自由与安全，但本文旨在论证：现代“流动的藏私”并非技术恩赐，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它通过强化一种全新的商品拜物教，即“数字外壳”拜物教，系统性地深化了四个维度的异化。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利用和扭曲“流动的藏私”的内在矛盾来实现的，并以此更高效地完成了资本积累与社会控制。因此，出路绝非技术的修补，而在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一、数字外壳的物质基础：数字资本主义的积累需求
任何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皆非空中楼阁，而是特定经济基础的映射。看似体现个人意志的“数字外壳”，其泛滥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内在要求，它为资本同时解决了劳动力“液态化”配置与社会关系“固态化”分割这一核心矛盾。
其一，资本增殖要求劳动力“液态化”。正如鲍曼所言，晚期现代性的权力已从“固定”转向“流动”[3]。资本为追逐超额利润，要求劳动力成为可随时被调动、重组的“液态”资源，以适应市场变化。从跨国公司的远程协作到平台经济的即时派单，数字技术精准满足了资本对劳动力进行去地域化和弹性调配的渴望。“流动性”在此不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个体为适应资本节奏所付出的代价。
其二，社会控制要求关系“固态化”。一支高度流动的劳动大军，其潜在的组织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资本必须在赋予其流动性的同时，切断其横向社会联结，将其“固态化”于孤立的消费单元之内。“数字外壳”成为实施这种分割的最佳工具，它通过算法构建起隔绝的感知监狱。个体被鼓励投注于外壳的内部建构，而非参与现实的公共生活。这种人为制造的孤立瓦解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更将原子化的个体彻底推向市场，其不安与匮乏都只能通过消费来满足。
因此，“流动的藏私”这对矛盾范畴，在数字资本调度下被扭曲地统一起来：它促成了劳动力“液态”的流动，又通过“数字外壳”实现了社会关系“固态”的隔绝。个体看似在休闲的消费与社交中，实则完成了双重任务：作为“液态劳动力”随时待命，并作为“固态消费者”为资本创造价值，其产生的海量数据更成为资本重要的生产资料。
二、数字外壳的异化本质：商品拜物教的新形态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就是商品拜物教[4]。我们不再看到商品背后活生生的劳动，只看到商品仿佛拥有魔力般的价值。“数字外壳”正是当代商品拜物教最典型的形态，并系统性地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四个维度的异化[5]。
首先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当代生命的数字化映射——涵盖思想偏好、行为轨迹、社会网络的数据流，构成了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核心产物。然而，这一从生命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产物，却作为独立的、敌对的商品被资本攫取。个体对其既无所有权也无控制权。个体试图保有的私人偏好、未公开的认知倾向等藏私内容，本属私人领域范畴，却因“数字外壳”的技术架构被迫进入流动状态，其藏私属性也被异化为可量化的资本要素。它在数据市场中被交易，并被用于建构“算法铁笼”以引导认知、塑造欲望，最终实现对行为的远程操控。生命的自由表达，在此异化为生产规训自身工具的过程。
接着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在“数字外壳”中的活动，诸如视频点赞、直播打赏，都具有尤里安·库克里奇所言的“玩劳动”性质[6]。在这些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中，个体在互动中流露的即时偏好、信息倾向，被平台资本持续引导和预设。这一过程的实质，正是对“流动的藏私”的隐性调用，旨在最大化用户的在线时长和数据产出。此刻，劳动失去其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沦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
再次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社会的生命活动，通过对象性的社会实践来确证自身存在。而“数字外壳”恰恰是对这一本质的背离。它鼓励个体从真实的公共生活中退隐，用虚拟的、被中介的互动替代鲜活的、面对面的交往。这种替代导致“流动的藏私”的本真形态发生异化：个体在数字外壳的规训下陷入被动，使得藏私的流动不再基于主体意志，而需服从平台的社交参与规则。公共空间不再是政治商谈和集体行动的场所，而退化为个体展演私生活的舞台。这种生存状态使人退化为孤立的、单向度的存在物，丧失了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丰富性。
最后是人与人的相异化，这是最普遍的感知。“数字外壳”将丰富的、动态的具身的他者，压缩为屏幕上可量化、可管理的扁平符号，这一过程同时扭曲了“流动的藏私”的自然交往形态。原本在真实交往中，藏私的选择性流动是建立共情与信任的基础；而在“数字外壳”中，人际互动要么沦为信息的强制交换，要么陷入功利性的刻意隔绝。这导致人际纽带的强度不再取决于情感深度与时间投入，而被是否能带来信息、机会的功利主义逻辑所取代。在这被量化的关系网络中，深刻的共情变得多余，批判性的对话变得困难，一个由无数孤岛构成的群岛式社会由此形成。
综上，“数字外壳”这一被注入了魔力的商品，完美地掩盖了其背后的剥削关系：既通过操控“流动的藏私”实现对个体的深层控制，又在承诺自由中带来更深的奴役，在承诺连接中造成更彻底的孤立。这正是“数字外壳”拜物教的威力所在：它延续了“物支配人”的拜物教逻辑，让藏私的异化流动成为剥削的隐形路径，并以“技术便利”的表象加以掩盖。
三、辩证的扬弃：从“数字外壳”到“数字公地”
面对“数字外壳”带来的普遍异化，任何停留个人或技术层面的改良方案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根源。因为其根源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这些核心资源继续为资本所垄断，技术的异化本质就不会改变。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彻底的和革命性的，它遵循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第一重否定是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直接社群关系的否定。它打破了地域血缘的纽带，将人抛入流动而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中，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也带来了异化。第二重否定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否定。它不是要倒退回田园牧歌式的旧社群，而是要在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包括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联合体。具体到数字领域，这意味着要实现从“数字外壳”到“数字公地”的飞跃。
“数字公地”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意味着首先是建立平台公有制，即将垄断性平台从私有制中解放，转变为由全社会所有、民主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其次是实现数据共治，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还给数据生产者，并建立公共信托机构，确保数据用于社会公益而非商业剥削；最后是保障算法民主，即算法设计公开透明，并由使用者和公共代表共同制定，以增进公共福祉。在“数字公地”的基础上，技术才能摆脱其异化属性；“流动的藏私”将被扬弃：个体既能享受技术带来的流动性自由，自主决定“藏私”的流动范围；同时又能通过公共平台与他者建立更为真实的联结，在数字空间中重建源于社会共同体的真正安全感。
四、结语
“流动的藏私”所构建的“数字外壳”，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体生存境遇的精准写照。这是一个物化的拜物教式的牢笼，将资本逻辑催生的社会疏离与生存焦虑，巧妙地包装为个体对自由和安全的自主选择。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批判，不仅揭示了这一外壳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经济本质，更阐明了其造成个体全面异化的过程。对其批判的最终旨归，不是对技术的拒斥，而是对生产关系的颠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与制度变革，将数字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全社会共同的财富，才能砸碎这层华丽而脆弱的“数字外壳”，终结其所代表的异化，让技术真正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强大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2]WILLIAMSR.Television：Technologyand-
CulturalForm[M].London:Fontana，1974.
[3]鲍曼Z.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
[5]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6]库克里奇J.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姚建华,倪安妮,译.开放时代，2018(6):13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