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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系统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类型、原因、对策
文章字数：3846
摘要：鉴于现阶段我国生育率持续降低的严峻形势，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探究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偏离的不同类型、原因及对策，为精准调整生育政策、提升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考遵循。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生育不仅象征着生命链的接续，更代表着文化、习俗与价值观的世代传承，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全面进入低生育率时代。长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性别失衡带来少子化、老龄化等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经济活力与稳健发展面临考验。尽管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相继出台，但预期效果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生育意愿，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依然有着较高的二孩或三孩生育意愿[1]。理论上，生育意愿的提高将催化社会整体生育率的上升趋势；然而，在实际观察中，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一反差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多元化的个体生活场景之中，即当下部分育龄群体虽然内心渴望生育但在现实转化层面遭遇障碍，导致生育意愿未能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从而产生“生育折扣”。本文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潜剖面模型揭示育龄群体生育偏离的深层机制，为生育率的回升和生育政策的针对性完善提供可靠依据。
一、社会生态系统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三种类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筛选出实际生育子女数与理想生育子女数存在偏离的已婚群体，从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出发，研判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类别。调查结果表明，当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共存在三种潜在类别。
第一种类型为“生育犹豫型”。这类群体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02个，实际仅为1.02个。这类群体大多从事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等波动性职业，收入与职场稳定性高度挂钩，同时高额的教育投入成本带来了更大的生育压力。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既缺乏多子女家庭的经验传承，又面临倒金字塔结构的赡养压力，在生育意愿实际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心态；“996”“007”的工作制不断挤压育儿时间，职场晋升黄金期与生育黄金期高度重叠；在精细化养育观念主导下，育儿标准被不断提高，责任感带来生育焦虑；同时，当个人主义思潮遭遇传统价值观，自我实现与生育形成剧烈冲突，产生价值迷茫，不断消解他们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想象。
第二种类型为“女儿意向型”。这类群体平均理想女儿数为1.81个，实际仅为0.88个。当养儿成本攀升，女儿成为更“可持续”的情感投资。面对生育率下降对制度化养老的不利形势，女儿更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特性催生出当下生育的情感代偿。此外，当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她们的经济反哺能力正在颠覆传统认知。然而，他们在生育意愿实际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面临传统与现代生育观念的冲击，而性别的不可控也带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生育“女儿梦”被不确定性阻隔在支付能力之外。
第三种类型为“未虞超生型”。这类群体平均实际生育3.25个，远超2.01个的理想值。这类群体大多生活在宗祠文化圈下，受到传统生育价值观的重要影响，家庭生育压力往往凌驾于个人生育意愿之上。他们的“超生”并非全因冲动，本质上是制度服务与需求错配的产物，情感需求也正成为生育重要的驱动力。
二、社会生态系统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三重压力机制
在社会生态系统各因素的影响下，有无工作、自有住房数量、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工作与就业机会公正均会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类型产生影响，并形成对育龄群体生育的三重压力机制。
一是经济压力。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之所以会存在“裂缝”，是因为不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制约其实现生育愿望的首要障碍。当人们处于无工作状态或是面临着就业市场的不公正待遇，在现代社会的高成本生活压力下，稳定的收入来源被视为孕育下一代的基本保障。当职业稳定性受到威胁时，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感将会大幅下降，在日常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的同时会引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影响包括生育、教育投资等更长远的规划与决策。不仅如此，当就业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缺乏稳定工作的群体往往难以通过职业发展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被困在较低社会阶层中。长期的经济不安全感和阶层固化会形成恶性循环——这部分群体更易遭遇不稳定就业、低收入和职业歧视，进一步固化其边缘化地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知加剧，自然催生对生育的谨慎态度。即使他们内心渴望拥有更多子女，也会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潜在的经济负担而退缩。
二是家庭压力。家庭作为社会化场所，会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观念产生教育和引导作用。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较少，将直接影响后代生育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一般而言，当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时，其子代的生育意愿随之越高[2]。但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家庭的教育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信息渠道增多，网络媒体的影响得以增强，媒体的信息放大效应导致家庭负面新闻的负面作用放大，降低育龄群体对家庭与子女的期待，减弱再生育的动力。此外，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较少意味着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更为集中，这种资源集中分配的模式伴随着较高的家庭期望压力。在传统家庭观念中，子女兼具血缘延续和家庭希望寄托的角色，父母会将更多期望寄托在少数子女身上，要求他们利用优质资源在教育和职业上取得成就，以维持或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期望与现实条件的匹配并不总是理想化的。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教育资源争夺、在育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压力，再加上个人主义逐步取代家族主义观念，育龄群体变得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对他们来说，当家庭从“支持港湾”变为“责任载体”，独自承担责任的压力会进一步催生“愿生不敢生”的心理，导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三是情感压力。具有稳定工作、拥有较多自有住房但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的育龄群体倾向于生育女孩并非是单纯的情感倾向或偶然的社会选择，它映射出的是情感需求对生育影响上的变化。拥有稳定工作和较多房产表明这部分家庭在物质层面相对丰裕，稳固的经济基础赋予了他们在子女生育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余地。然而，在这样看似坚固的经济基座之上显露出的却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满与焦虑。这种不满可能源于对未来健康、养老等服务覆盖范围和质量的担忧，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疏离，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在此背景下，女儿被视为情感与财务的双重依托——一方面女性通常被社会文化塑造为更体贴和善解人意的角色，能够给予父母更为细腻的晚年日常照料以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水平与职场地位的提升，女儿不再是被动依附的形象，而是兼顾情感慰藉与经济反哺可能性的优选。此外，现代社会的性别角色认知演变不容忽视。由于女性的价值不再囿于家庭，而是逐渐延伸到社会，她们所展现的社会贡献潜力被逐步认可。这一变化削弱了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依赖，促使部分家庭在评估生育决策时意识到女儿同样能够实现“传宗接代”的期望。
三、政策建议：构建生育友好型生态
面对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挑战，尤其是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之下，为了有效缩减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意愿之间的“生育折扣”，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期实现人口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
提升女性地位，营造生育友好环境。一是深化职业平等，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二是建立“父母共育”理念，推广父亲育儿假，鼓励男性共担家庭责任参与育儿，打破传统的家庭分工，实现真正的家庭角色均衡；设立专门的生育基金和“妈妈包裹”制度，为生育家庭提供涵盖产前产后护理和幼儿教育补贴，为新生儿家庭提供必需品礼包，缓解经济与心理压力。三是构建全国性育儿共享平台，整合社区资源。
重视情感与心理关怀。生育不仅仅是经济支撑的考虑，更多是在追求一份温情的晚年与心灵的陪伴，应当全面升级生育支持服务。一是增设官方情感辅导热线，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解决可能面临的焦虑与困扰。二是在社会文化上积极推动社会养老与生育观念的革新，通过主流媒体与公众平台的宣传，倡导性别平等与多元家庭模式，鼓励人们在生育意愿与行为上的多样化表达，构建包容的生育文化。
正确舆论引导新型生育文化。当下，年轻一代更倡导个人主义，追求“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需正确引导这种新型的生育文化，使其生育意愿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年轻人为了打拼自己的事业，平均结婚年龄已经有所延迟，与其劝婚劝育使年轻人产生逆反心理，不如接受结婚年龄的延迟，营造友好的社会生育氛围。一是社会媒体更多传播幸福家庭的案例，社会保障注重女性生育保护，使年轻人憧憬未来，相信爱情、相信婚姻，从而更自愿生育小孩。二是家庭和社会鼓励年轻男性和女性努力发展自身事业，奠定良好的生育经济基础，同时加大对托育的投资。三是发挥科技的力量，开发智能育儿助手和在线教育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年轻家庭的需求，提供定制化育儿方案。四是社会加大宣传科学的生育知识，倡导健康的生育观，鼓励育龄群体在合适的年龄实现生育并最大限度缩小生育对育龄群体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伤害。
参考文献：
[1]李婕妤,王璋.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J].南方人口,2023,38(03):53-67.
[2]李从容,高丽霞.生育性别偏好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遮掩效应[J].南方人口,2024,39(03):27-39.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生育不仅象征着生命链的接续，更代表着文化、习俗与价值观的世代传承，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全面进入低生育率时代。长期的低生育率与人口性别失衡带来少子化、老龄化等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经济活力与稳健发展面临考验。尽管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相继出台，但预期效果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生育意愿，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依然有着较高的二孩或三孩生育意愿[1]。理论上，生育意愿的提高将催化社会整体生育率的上升趋势；然而，在实际观察中，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一反差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多元化的个体生活场景之中，即当下部分育龄群体虽然内心渴望生育但在现实转化层面遭遇障碍，导致生育意愿未能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从而产生“生育折扣”。本文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潜剖面模型揭示育龄群体生育偏离的深层机制，为生育率的回升和生育政策的针对性完善提供可靠依据。
一、社会生态系统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三种类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筛选出实际生育子女数与理想生育子女数存在偏离的已婚群体，从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出发，研判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类别。调查结果表明，当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共存在三种潜在类别。
第一种类型为“生育犹豫型”。这类群体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02个，实际仅为1.02个。这类群体大多从事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等波动性职业，收入与职场稳定性高度挂钩，同时高额的教育投入成本带来了更大的生育压力。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他们既缺乏多子女家庭的经验传承，又面临倒金字塔结构的赡养压力，在生育意愿实际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有着矛盾心态；“996”“007”的工作制不断挤压育儿时间，职场晋升黄金期与生育黄金期高度重叠；在精细化养育观念主导下，育儿标准被不断提高，责任感带来生育焦虑；同时，当个人主义思潮遭遇传统价值观，自我实现与生育形成剧烈冲突，产生价值迷茫，不断消解他们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想象。
第二种类型为“女儿意向型”。这类群体平均理想女儿数为1.81个，实际仅为0.88个。当养儿成本攀升，女儿成为更“可持续”的情感投资。面对生育率下降对制度化养老的不利形势，女儿更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特性催生出当下生育的情感代偿。此外，当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不断提高，她们的经济反哺能力正在颠覆传统认知。然而，他们在生育意愿实际转化为生育行为的过程中面临传统与现代生育观念的冲击，而性别的不可控也带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生育“女儿梦”被不确定性阻隔在支付能力之外。
第三种类型为“未虞超生型”。这类群体平均实际生育3.25个，远超2.01个的理想值。这类群体大多生活在宗祠文化圈下，受到传统生育价值观的重要影响，家庭生育压力往往凌驾于个人生育意愿之上。他们的“超生”并非全因冲动，本质上是制度服务与需求错配的产物，情感需求也正成为生育重要的驱动力。
二、社会生态系统下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三重压力机制
在社会生态系统各因素的影响下，有无工作、自有住房数量、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工作与就业机会公正均会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类型产生影响，并形成对育龄群体生育的三重压力机制。
一是经济压力。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之所以会存在“裂缝”，是因为不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制约其实现生育愿望的首要障碍。当人们处于无工作状态或是面临着就业市场的不公正待遇，在现代社会的高成本生活压力下，稳定的收入来源被视为孕育下一代的基本保障。当职业稳定性受到威胁时，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感将会大幅下降，在日常生活质量受到影响的同时会引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影响包括生育、教育投资等更长远的规划与决策。不仅如此，当就业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缺乏稳定工作的群体往往难以通过职业发展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被困在较低社会阶层中。长期的经济不安全感和阶层固化会形成恶性循环——这部分群体更易遭遇不稳定就业、低收入和职业歧视，进一步固化其边缘化地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知加剧，自然催生对生育的谨慎态度。即使他们内心渴望拥有更多子女，也会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潜在的经济负担而退缩。
二是家庭压力。家庭作为社会化场所，会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观念产生教育和引导作用。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较少，将直接影响后代生育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一般而言，当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越多时，其子代的生育意愿随之越高[2]。但是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家庭的教育功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信息渠道增多，网络媒体的影响得以增强，媒体的信息放大效应导致家庭负面新闻的负面作用放大，降低育龄群体对家庭与子女的期待，减弱再生育的动力。此外，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较少意味着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更为集中，这种资源集中分配的模式伴随着较高的家庭期望压力。在传统家庭观念中，子女兼具血缘延续和家庭希望寄托的角色，父母会将更多期望寄托在少数子女身上，要求他们利用优质资源在教育和职业上取得成就，以维持或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期望与现实条件的匹配并不总是理想化的。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教育资源争夺、在育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压力，再加上个人主义逐步取代家族主义观念，育龄群体变得更加注重自身利益。对他们来说，当家庭从“支持港湾”变为“责任载体”，独自承担责任的压力会进一步催生“愿生不敢生”的心理，导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
三是情感压力。具有稳定工作、拥有较多自有住房但社会保障满意度较低的育龄群体倾向于生育女孩并非是单纯的情感倾向或偶然的社会选择，它映射出的是情感需求对生育影响上的变化。拥有稳定工作和较多房产表明这部分家庭在物质层面相对丰裕，稳固的经济基础赋予了他们在子女生育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余地。然而，在这样看似坚固的经济基座之上显露出的却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满与焦虑。这种不满可能源于对未来健康、养老等服务覆盖范围和质量的担忧，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疏离，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在此背景下，女儿被视为情感与财务的双重依托——一方面女性通常被社会文化塑造为更体贴和善解人意的角色，能够给予父母更为细腻的晚年日常照料以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水平与职场地位的提升，女儿不再是被动依附的形象，而是兼顾情感慰藉与经济反哺可能性的优选。此外，现代社会的性别角色认知演变不容忽视。由于女性的价值不再囿于家庭，而是逐渐延伸到社会，她们所展现的社会贡献潜力被逐步认可。这一变化削弱了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依赖，促使部分家庭在评估生育决策时意识到女儿同样能够实现“传宗接代”的期望。
三、政策建议：构建生育友好型生态
面对日益严峻的低生育率挑战，尤其是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之下，为了有效缩减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意愿之间的“生育折扣”，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调整，以期实现人口与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
提升女性地位，营造生育友好环境。一是深化职业平等，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二是建立“父母共育”理念，推广父亲育儿假，鼓励男性共担家庭责任参与育儿，打破传统的家庭分工，实现真正的家庭角色均衡；设立专门的生育基金和“妈妈包裹”制度，为生育家庭提供涵盖产前产后护理和幼儿教育补贴，为新生儿家庭提供必需品礼包，缓解经济与心理压力。三是构建全国性育儿共享平台，整合社区资源。
重视情感与心理关怀。生育不仅仅是经济支撑的考虑，更多是在追求一份温情的晚年与心灵的陪伴，应当全面升级生育支持服务。一是增设官方情感辅导热线，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解决可能面临的焦虑与困扰。二是在社会文化上积极推动社会养老与生育观念的革新，通过主流媒体与公众平台的宣传，倡导性别平等与多元家庭模式，鼓励人们在生育意愿与行为上的多样化表达，构建包容的生育文化。
正确舆论引导新型生育文化。当下，年轻一代更倡导个人主义，追求“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需正确引导这种新型的生育文化，使其生育意愿有效转化为生育行为。年轻人为了打拼自己的事业，平均结婚年龄已经有所延迟，与其劝婚劝育使年轻人产生逆反心理，不如接受结婚年龄的延迟，营造友好的社会生育氛围。一是社会媒体更多传播幸福家庭的案例，社会保障注重女性生育保护，使年轻人憧憬未来，相信爱情、相信婚姻，从而更自愿生育小孩。二是家庭和社会鼓励年轻男性和女性努力发展自身事业，奠定良好的生育经济基础，同时加大对托育的投资。三是发挥科技的力量，开发智能育儿助手和在线教育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年轻家庭的需求，提供定制化育儿方案。四是社会加大宣传科学的生育知识，倡导健康的生育观，鼓励育龄群体在合适的年龄实现生育并最大限度缩小生育对育龄群体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伤害。
参考文献：
[1]李婕妤,王璋.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J].南方人口,2023,38(03):53-67.
[2]李从容,高丽霞.生育性别偏好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遮掩效应[J].南方人口,2024,39(03):27-39.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