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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编辑的“反本开新”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探讨现代编辑应具备的素质
文章字数：3990
近年来，“文化自信”成为社会热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文化自信，并将其定位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需要自信的文化，即“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支撑。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依赖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这就必须回顾中华文化传统，从中汲取伟大的力量，“反本开新”。现代编辑，作为文化的挖掘者、把关者与责任者，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代主题，具备“反本开新”的气魄与素质。
一、现代编辑“反本开新”的必要性
现代编辑应具备哪些素质，已是老生常谈，但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具体分析编辑为何要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则是一个时代命题。这一命题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现代编辑本身要增强文化自信、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二是现代编辑要通过本职工作来为社会营造自信的文化环境，展现“反本开新”的素质。看似不同，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编辑只有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才能将之灌注于所从事职业，传承与传播自信的文化；反之，编辑通过图书、报刊等展现自信的文化，提倡“反本开新”的理念，也能从某种程度反射出编辑自身所存在的文化自信。
（一）转型时期的文化需求
关于“反本开新”，北京大学已故教授汤一介曾从哲学角度进行了阐释：“反本，就是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这一阐释也可扩展适用于整个文化领域。当前，中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历史转型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亟待新理论与新思想的指导与解决。出版界、新闻界也不例外。“反本开新”则成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于自信的文化，将自信的文化从抽象转为具象的实施者就是现代编辑。因此，从编辑学角度而言，不管是人文科学编辑还是自然科学编辑，不管是出版编辑还是新闻编辑，都须具备“反本开新”的文化自觉，如此才能创作出充满自信底气的刊物，成为文化的先觉者、先导者与先行者。
（二）文化发展的历史鉴戒
“反本开新”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词，但其现象并非当下才有，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均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供鉴戒。发生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些学者、作家在中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停滞僵化时期，汲取古希腊、古罗马等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敢于创新，最终突破黑暗禁锢，迎来思想解放的曙光，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文艺家及其作品，迎来西方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文艺复兴”，如宋明理学兴盛千年，与当时学者重视孔孟元典，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进行创新有很大关系，即所谓的“寓革新于复古”。当然，“反本”并非纯粹复古，“开新”也非天马行空。民国时期的桐城派、学衡派、甲寅派等一味恪守古制，19世纪初期西方空想主义“乌托邦”完全脱离传统与现实，都违背了“反本开新”的本义，走向两个极端，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综上可知，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之道。纯粹复古、凭空创新，都行不通。由此可见，想要使文化从“高原”走向“高峰”，需要作为精神产品的挖掘者、把关者的编辑有足够的“火眼金睛”，本身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
（三）传播技术的进步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电子媒体等不断走进并融入大众生活，促进了文化传播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清华大学教授何建明在《媒介批评》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媒介发生全新的变化，而某种新媒介的出现或发展，则使整个媒介系统发生变革。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即文化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走向更加适应新媒介的形态。”在经历了最初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而手忙脚乱的状态，经过理性思考后会发现，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编辑工作的核心始终在于引导与满足读者需求，致力于挖掘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就要求现代编辑在坚守内容为王的传统基础上，顺应科技发展潮流，熟练驾驭新的传播方式，在“反本（即永恒的传统文化及编辑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开新（即最新的传播手段）”。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播自信的文化。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出版界、新闻界带来的便利不言而喻。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关于中国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次，旨在交流和探讨古籍文献电子数字化处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最新成果。最新成果中，如电子文献自动比对、自动标点、自动排版等技术的研发与实现，为古籍阅读和学术研究的深度发展带来便利。数字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例如，某学者研究18—19世纪英国的1000部小说，只要通过数据库就可以把基本资料提取出来，在短短时间内即可得出“小说标题越来越短，男性作者偏向于冒险、战争等题材，女性作者偏向爱情、伦理等题材”的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编辑如果能熟练运用这些数字技术，实现图书共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术研究的新维度，拓展大众阅读的新视野，对传播自信的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新闻界亦是如此，对新闻报道进行编辑加工后，除自身媒体平台外，还可以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介手段进行传播，势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传播久远、能够经得住大众与时代检验的，也必定要有好的内容做支持，“出版因文化而产生而有用，文化因出版而创作而传承。出版越有思想，文化作品才越有市场；出版越有内涵，文化传播才越久远”。如此，编辑的责任与使命就会更加凸显出来，这同样需要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能力。
二、提升编辑“反本开新”素质的路径
不管是文化需求、历史经验，还是编辑自身发展规律，都需要现代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与胆魄。要想使现代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意识并提升“反本开新”的能力，则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
（一）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与理论修养
其实，“文化自信”也是政治热词，具备一定的政治背景。从文化自信来谈编辑如何提升反本开新的能力与素质，需要处于新闻舆论工作第一线的现代编辑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并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充实自我。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现代多元文化良莠不齐，只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现代多元文化中的先进性文化，才是自信的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底气之所在。这就需要现代编辑在精神产品的抉择、制作中，怀有扬弃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郝振省在《哲学的“生命导师”与编辑的“人文关怀”》中谈到，编辑担当“文化选择”重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因此，不管是出版编辑还是新闻编辑，如果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较高的政治敏锐性以及鉴别力，那么所呈现给大众的内容就会失于片面、流于形式，甚至产生误导与危害。例如，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至今，但像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如果不加抉择全盘传播，势必会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造成负面影响。
（二）实现“杂”与“专”的同步发展
杂，是就编辑所掌握专业知识的广度而言；专，是就编辑所掌握专业知识的深度而言。不管是出版领域还是新闻领域，对于编辑重“杂”还是重“专”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基本形成共识，即编辑应该一专多能、专杂结合。这也是编辑提升“反本开新”的素质所必备的。只有杂而博，才能对中华文化有总体了解，以全局视野，更好地掌握中华文化发展规律，作出精准的文化抉择——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哪些文化是落后的，哪些文化是可以发展创新的，哪些文化是需要摒弃废除的；还要专而深，成为某一领域专家，才能深挖文化精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底气的创新理论。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实现杂与专的同步发展？首先，要充分地“杂”，出版什么、报道什么、爱好什么，就学习什么，力求广博多闻。其次，要充分地“专”，向着学者、专家的方向去努力，彻底融入学术圈、科技圈、文化圈等某一领域的“圈子”，才能充分了解前沿动态，引领学术、科技、文化潮流。再次，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想让刊物所承载的文化满足群众需求，符合甚至引领时代潮流，则需深入基层，获取鲜活的一手信息。只有亲身感受当地风土人情、文化生态，了解每个传承人及其身边人的所感所思所为，才会对某一非遗产生立体而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从“本”中汲取“新”的力量与灵感，创造新理论，探索新途径。
（三）坚守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当看到好莱坞电影、韩剧等使得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时，不禁感慨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大。出版界亦如此，近年来显而易见出现一股“引进热”。就与青少年阅读有关的童书来说，据统计，仅2016年我国童书版权引进就占全国引进总量的70%，许多三四流童书乃至在输出国有争议的童书也一拥而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青少年的“三观”。就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推广“中小学书法进课堂”时所焦虑的那样，很多小学生只知道白雪公主、唐老鸭、米老鼠、麦当劳等，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的革命文化及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长此以往，何谈文化自信？更何谈“反本开新”？一件衣服做坏了，损失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成本，但如果一本书出坏了，那将误导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就需要作为现代出版事业中心环节的编辑，具备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拿出工匠精神，对精神产品进行认真抉择、精雕细琢，将其不仅作为一项工作、一门职业，更要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从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挖掘到生动鲜明的中国故事，打造中国的文化品牌，让国内外读者愿读、爱读，彰显“反本开新”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河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学术读物编辑部
一、现代编辑“反本开新”的必要性
现代编辑应具备哪些素质，已是老生常谈，但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具体分析编辑为何要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则是一个时代命题。这一命题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现代编辑本身要增强文化自信、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二是现代编辑要通过本职工作来为社会营造自信的文化环境，展现“反本开新”的素质。看似不同，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编辑只有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才能将之灌注于所从事职业，传承与传播自信的文化；反之，编辑通过图书、报刊等展现自信的文化，提倡“反本开新”的理念，也能从某种程度反射出编辑自身所存在的文化自信。
（一）转型时期的文化需求
关于“反本开新”，北京大学已故教授汤一介曾从哲学角度进行了阐释：“反本，就是必须对我们的哲学源头有深刻的把握，了解得越深入，才会越有面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这一阐释也可扩展适用于整个文化领域。当前，中国处于深化改革的历史转型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亟待新理论与新思想的指导与解决。出版界、新闻界也不例外。“反本开新”则成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于自信的文化，将自信的文化从抽象转为具象的实施者就是现代编辑。因此，从编辑学角度而言，不管是人文科学编辑还是自然科学编辑，不管是出版编辑还是新闻编辑，都须具备“反本开新”的文化自觉，如此才能创作出充满自信底气的刊物，成为文化的先觉者、先导者与先行者。
（二）文化发展的历史鉴戒
“反本开新”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词，但其现象并非当下才有，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均有诸多经验教训可供鉴戒。发生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些学者、作家在中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停滞僵化时期，汲取古希腊、古罗马等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敢于创新，最终突破黑暗禁锢，迎来思想解放的曙光，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文艺家及其作品，迎来西方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几次“文艺复兴”，如宋明理学兴盛千年，与当时学者重视孔孟元典，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进行创新有很大关系，即所谓的“寓革新于复古”。当然，“反本”并非纯粹复古，“开新”也非天马行空。民国时期的桐城派、学衡派、甲寅派等一味恪守古制，19世纪初期西方空想主义“乌托邦”完全脱离传统与现实，都违背了“反本开新”的本义，走向两个极端，最终只能是昙花一现。综上可知，在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之道。纯粹复古、凭空创新，都行不通。由此可见，想要使文化从“高原”走向“高峰”，需要作为精神产品的挖掘者、把关者的编辑有足够的“火眼金睛”，本身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
（三）传播技术的进步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电子媒体等不断走进并融入大众生活，促进了文化传播的数字化与网络化。清华大学教授何建明在《媒介批评》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推动媒介发生全新的变化，而某种新媒介的出现或发展，则使整个媒介系统发生变革。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即文化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走向更加适应新媒介的形态。”在经历了最初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而手忙脚乱的状态，经过理性思考后会发现，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编辑工作的核心始终在于引导与满足读者需求，致力于挖掘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就要求现代编辑在坚守内容为王的传统基础上，顺应科技发展潮流，熟练驾驭新的传播方式，在“反本（即永恒的传统文化及编辑活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开新（即最新的传播手段）”。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播自信的文化。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出版界、新闻界带来的便利不言而喻。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关于中国古籍数字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一次，旨在交流和探讨古籍文献电子数字化处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最新成果。最新成果中，如电子文献自动比对、自动标点、自动排版等技术的研发与实现，为古籍阅读和学术研究的深度发展带来便利。数字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例如，某学者研究18—19世纪英国的1000部小说，只要通过数据库就可以把基本资料提取出来，在短短时间内即可得出“小说标题越来越短，男性作者偏向于冒险、战争等题材，女性作者偏向爱情、伦理等题材”的结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编辑如果能熟练运用这些数字技术，实现图书共享，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术研究的新维度，拓展大众阅读的新视野，对传播自信的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新闻界亦是如此，对新闻报道进行编辑加工后，除自身媒体平台外，还可以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介手段进行传播，势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传播久远、能够经得住大众与时代检验的，也必定要有好的内容做支持，“出版因文化而产生而有用，文化因出版而创作而传承。出版越有思想，文化作品才越有市场；出版越有内涵，文化传播才越久远”。如此，编辑的责任与使命就会更加凸显出来，这同样需要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能力。
二、提升编辑“反本开新”素质的路径
不管是文化需求、历史经验，还是编辑自身发展规律，都需要现代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素质与胆魄。要想使现代编辑具备“反本开新”的意识并提升“反本开新”的能力，则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
（一）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与理论修养
其实，“文化自信”也是政治热词，具备一定的政治背景。从文化自信来谈编辑如何提升反本开新的能力与素质，需要处于新闻舆论工作第一线的现代编辑具备一定的政治敏锐性与鉴别力，并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充实自我。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现代多元文化良莠不齐，只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现代多元文化中的先进性文化，才是自信的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底气之所在。这就需要现代编辑在精神产品的抉择、制作中，怀有扬弃精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郝振省在《哲学的“生命导师”与编辑的“人文关怀”》中谈到，编辑担当“文化选择”重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因此，不管是出版编辑还是新闻编辑，如果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较高的政治敏锐性以及鉴别力，那么所呈现给大众的内容就会失于片面、流于形式，甚至产生误导与危害。例如，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至今，但像郭巨埋儿奉母的故事显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如果不加抉择全盘传播，势必会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造成负面影响。
（二）实现“杂”与“专”的同步发展
杂，是就编辑所掌握专业知识的广度而言；专，是就编辑所掌握专业知识的深度而言。不管是出版领域还是新闻领域，对于编辑重“杂”还是重“专”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基本形成共识，即编辑应该一专多能、专杂结合。这也是编辑提升“反本开新”的素质所必备的。只有杂而博，才能对中华文化有总体了解，以全局视野，更好地掌握中华文化发展规律，作出精准的文化抉择——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哪些文化是落后的，哪些文化是可以发展创新的，哪些文化是需要摒弃废除的；还要专而深，成为某一领域专家，才能深挖文化精髓，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而有底气的创新理论。
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实现杂与专的同步发展？首先，要充分地“杂”，出版什么、报道什么、爱好什么，就学习什么，力求广博多闻。其次，要充分地“专”，向着学者、专家的方向去努力，彻底融入学术圈、科技圈、文化圈等某一领域的“圈子”，才能充分了解前沿动态，引领学术、科技、文化潮流。再次，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想让刊物所承载的文化满足群众需求，符合甚至引领时代潮流，则需深入基层，获取鲜活的一手信息。只有亲身感受当地风土人情、文化生态，了解每个传承人及其身边人的所感所思所为，才会对某一非遗产生立体而全面的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从“本”中汲取“新”的力量与灵感，创造新理论，探索新途径。
（三）坚守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当看到好莱坞电影、韩剧等使得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时，不禁感慨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大。出版界亦如此，近年来显而易见出现一股“引进热”。就与青少年阅读有关的童书来说，据统计，仅2016年我国童书版权引进就占全国引进总量的70%，许多三四流童书乃至在输出国有争议的童书也一拥而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青少年的“三观”。就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推广“中小学书法进课堂”时所焦虑的那样，很多小学生只知道白雪公主、唐老鸭、米老鼠、麦当劳等，不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的革命文化及当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长此以往，何谈文化自信？更何谈“反本开新”？一件衣服做坏了，损失的只是一件衣服的成本，但如果一本书出坏了，那将误导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这就需要作为现代出版事业中心环节的编辑，具备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拿出工匠精神，对精神产品进行认真抉择、精雕细琢，将其不仅作为一项工作、一门职业，更要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从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挖掘到生动鲜明的中国故事，打造中国的文化品牌，让国内外读者愿读、爱读，彰显“反本开新”的独特魅力。
作者单位：河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学术读物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