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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辩证逻辑
文章字数：253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命题，并指出“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展现了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进程，同时也诞生了党的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从过程属性和成果属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深刻的辩证逻辑，具体表现为“本”与“新”的辩证统一、“魂”与“根”的辩证统一以及“理”与“路”的辩证统一。
一、“本”与“新”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与突破创新的互促共进
“本”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新”指向其在具体时空中的创新性转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印证了其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真理，不仅在于方法原则的科学性，还在于内容体系的开放性。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能够“随时随地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应运而生，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终极价值追求上坚持为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现成公式，走“本本主义”的路子，而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已无法破解困局。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阐述“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与中国革命的“新实际”相结合，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阶级，以游击战破解军事劣势，最终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进行“第二次结合”，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体制变革等新的任务和挑战，“本”与“新”的辩证统一进一步深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求与市场经济效率工具相结合，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基础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新质生产力”理论等无不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坚守与对时代问题的创新回应。
二、“魂”与“根”的辩证统一：理论源流与文化基因的融通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魂”，是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则是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宇宙观、天下观和道德观。二者的融通，既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无根浮萍”，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转化与发展，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途径。
以“大同社会”理想为例，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社会愿景天然契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直接引用“大同”概念，确立无产阶级“到达大同之路”的历史使命，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革命动员的话语工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儒家民本主义的治理哲学相互印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间形成对话共鸣，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魂”唯有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根”，才能扎根中国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正是对“魂”与“根”辩证统一的升华。当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相遇，辩证唯物主义与“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交织，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因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展开，便也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精神标识。
三、“理”与“路”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能不断谱写新篇章，在于其始终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在实践检验中完善理论，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这种从“路”中提炼“理”、用“理”指导“路”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宝贵的实践品格。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第二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三次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深刻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毛泽东思想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分别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进行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也作出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实现蓬勃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既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映照的过程，也是“守”与“变”交织、“根”与“魂”契合的辩证逻辑展开的过程。在“本”与“新”的深度融合中，我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如何在坚守与创新的张力中回应中国之问；在“魂”与“根”的文化会通中，揭示了跨越时空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扎根中国土壤、破解“水土不服”的密码；在“理”与“路”的良性互动中，展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层层跨越中标注理论的时代坐标。“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正是对这一辩证逻辑的深刻续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芜湖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科课题成果（项目号：WXK202407）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
一、“本”与“新”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与突破创新的互促共进
“本”即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新”指向其在具体时空中的创新性转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印证了其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真理，不仅在于方法原则的科学性，还在于内容体系的开放性。它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能够“随时随地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应运而生，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终极价值追求上坚持为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然要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现成公式，走“本本主义”的路子，而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革命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已无法破解困局。毛泽东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阐述“实事求是”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与中国革命的“新实际”相结合，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阶级，以游击战破解军事劣势，最终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进行“第二次结合”，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体制变革等新的任务和挑战，“本”与“新”的辩证统一进一步深化。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将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求与市场经济效率工具相结合，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基础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新质生产力”理论等无不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坚守与对时代问题的创新回应。
二、“魂”与“根”的辩证统一：理论源流与文化基因的融通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魂”，是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则是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宇宙观、天下观和道德观。二者的融通，既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无根浮萍”，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转化与发展，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途径。
以“大同社会”理想为例，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绘的“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社会愿景天然契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直接引用“大同”概念，确立无产阶级“到达大同之路”的历史使命，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革命动员的话语工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儒家民本主义的治理哲学相互印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之间形成对话共鸣，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魂”唯有深植于中华文化的“根”，才能扎根中国土壤。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正是对“魂”与“根”辩证统一的升华。当历史唯物主义与“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相遇，辩证唯物主义与“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交织，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因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展开，便也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精神标识。
三、“理”与“路”的辩证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能不断谱写新篇章，在于其始终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在实践检验中完善理论，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创新理论。这种从“路”中提炼“理”、用“理”指导“路”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宝贵的实践品格。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第二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三次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深刻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毛泽东思想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分别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进行回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也作出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实现蓬勃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既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映照的过程，也是“守”与“变”交织、“根”与“魂”契合的辩证逻辑展开的过程。在“本”与“新”的深度融合中，我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内核如何在坚守与创新的张力中回应中国之问；在“魂”与“根”的文化会通中，揭示了跨越时空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扎根中国土壤、破解“水土不服”的密码；在“理”与“路”的良性互动中，展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层层跨越中标注理论的时代坐标。“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正是对这一辩证逻辑的深刻续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芜湖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科课题成果（项目号：WXK202407）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