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人类正经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甚至面临可能会被技术替代的风险。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推出，在给人类带来技术便利的同时，也打破了以往人机关系的界限，生成式人工智能给人类的生存和交往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与道德困境。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工智能时代真正到来之时，我们如何才能保障技术对人类来说是安全的，而如何更好回应和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应对此挑战与风险，欧盟提出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andInnovation, RRI）理论为技术治理提供了范式创新。这一理论更是被欧盟委员会采纳成为其最大的科技资助计划“地平线2020”计划的重要目标和核心议题。该理论由英国学者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首创，其核心要义在于将伦理价值嵌入创新全流程，通过预测、反思、协商、响应的四维治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既服务于社会福祉，又避免制造新的存在论风险。这种“预防式治理”理念与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不谋而合。2019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明确提出要“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为我们发展和治理人工智能提供了重要的伦理路径。2022年，《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总体要求中明确将“负责任创新”纳入治理要求，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尽管人工智能的兴起引起了伦理视域的关注，延伸了传统的伦理关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风险，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类自身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决定者和使用者，本质上人类是真正的责任者。阿伦特强调的“行动能力”（capacity toact）始终是人类不可让渡的责任根基。
　　“负责任”应贯穿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何进一步实践此方案，则需要拆解欧文的四维框架。预测维度是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的负责任创新机制的首要环节，它强调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初期，通过情景规划、远景扫描、场景模拟等方法，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全面的预测和分析。反思维度则要求确保技术研发全流程符合法规伦理要求。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同阶段，从算法设计、数据采集与使用，到模型训练和应用部署，都需要进行伦理反思和审查。在此过程中，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实行风险等级标注，依照风险等级的不同程度展开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审核，从而尽可能规避风险和问题。协商维度注重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机制，打造创新与责任并重的生态系统。这一步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负责任创新的关键所在。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技术创新不再是孤立的追求，而是与伦理责任、社会价值紧密相连。政府、企业、学界和公众应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反馈维度强调的是完善动态反馈与应急处置系统。人工智能技术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在其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和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技术应用中的各种信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效果和影响进行各个阶段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同时，制定应急预案，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如果发现人工智能系统存在安全漏洞或伦理风险，能够针对具体情况迅速采取措施，保障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负责任创新理论和机制并不是限制技术的创新，它是我们在追求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时刻提醒着对伦理和社会要有敬畏之心。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越靠近通用智能，就越需要我们回归对人的本质追问。我们如何运用技术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智能技术的发展中维护人类的尊严和权利。在人工智能技术负责任创新实践的过程中，可以结合我国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反思负责任创新视角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通过对人工智能中的伦理问题分析，了解算法中负责任创新如何通过明确创新主体、建立负责任创新的研究工作清单，以及负责任创新的伦理评审流程，实现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独特的算法架构和实践模式，展现负责任创新理念在技术发展中的独特价值。
　　现如今，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提出，不仅是对技术经济的战略布局，更是对文明演进路径的哲学选择。中国倡导的“发展与治理并重”路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技术向善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人工智能更像人，而是让人在技术赋能中更成其为人。人工智能时代是一种人机共存的空间场域，人工智能已经深入介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在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中，我们共同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尽管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才是真正的责任者，始终肩负着发展负责任人工智能的重任与使命。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