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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分化的政治经济学机理
文章字数：2581
数字乡村的关键是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解决乡村中的信息不对称、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乡村分化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乡村之间发展水平、经济状况、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差异加大。一些乡村由于拥有更好的资源、教育、交通等条件，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越来越富裕和繁荣；而一些乡村则由于缺乏发展条件，面临经济停滞和人口流失等问题，逐渐变得落后。这种差异化的过程导致了“乡村分化”现象的出现，也使得乡村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虽然数字化技术有助于乡村发展的提升，有可能帮助一些落后的乡村实现弯道超车，但也会因为其发展的不均衡性，推动不同乡村之间的分化，加剧已经存在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因此，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均衡发展，避免加剧乡村分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导致乡村分化的机理涉及数字技术、资本流动、政策倾斜、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以下是数字乡村建设导致乡村分化的几个关键政治经济学机理：
一、数字化可能加剧资本集中与资源不均衡分配
首先，资本可能流向“数字强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资金和技术支持往往集中在那些已经拥有一定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乡村，尤其是靠近城市、交通便利的区域。这些乡村能够快速接入数字技术，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发展数字化农业、电子商务等现代产业。相比之下，基础设施较差、市场接入困难的乡村，可能面临资本和技术的短缺，导致资源的分配进一步倾斜，加剧了乡村间的差距。其次，数字化下的产业升级可能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一些乡村能够借助智能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机会，增加就业和收入。而其他乡村由于缺乏技术培训和设备支持，可能仍依赖传统农业，无法顺利过渡到现代化生产方式，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形成贫富差距。
二、数字化建设中的政府政策选择性偏向
第一，政策支持的区域不均。政府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时，可能更倾向于对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较好的乡村提供政策扶持和财政资金支持。这种倾向性导致政策资源的集中特定区域，形成“数字优先发展区”，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发展较慢的乡村可能由于缺乏政府扶持，错失数字化发展的机会，导致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依据自身的财政状况、政治诉求等因素，对数字乡村项目进行选择性投资。这些选择可能偏向已有较好发展潜力的乡村，忽视了落后地区的数字化建设，从而加剧了不同乡村的分化。
三、数字化推进中技术与教育鸿沟的扩大可能
首先，数字技术普及程度会有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依赖于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但在技术普及方面，不同乡村的差距明显。一些乡村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等渠道学习和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然而，其他一些乡村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资源和培训机会，无法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导致技术鸿沟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滞后。其次，教育差距与数字技能缺乏也是重要因素。即便乡村居民拥有获取数字技术的潜力，但教育和培训水平差异可能使得部分乡村在技术学习和应用上存在困难。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低收入群体等，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技能去适应新的数字化工具，导致其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中被边缘化。
四、数字化中的劳动市场与社会结构变化
首先，劳动力转移与失业问题。随着数字化农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一些乡村可能实现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工作岗位和收入机会。然而，另一些乡村的劳动力可能未能顺利转型，传统农业劳动力向数字化岗位的转移受到阻碍。这种转型障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甚至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社会分化。其次，人口流动与地区空心化。数字乡村建设有可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和就业，但由于一些乡村的数字基础较差，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导致乡村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可能使得一些地方的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进一步恶化，产生更大程度的城乡差距。
五、数字化中的区域性依赖与市场分化
首先，市场准入的不平等。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为乡村带来市场化机会，尤其是通过电子商务拓展农产品市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农村市场的准入门槛并非均等，一些拥有较好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的乡村能快速融入市场，而其他乡村则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接入线上市场，错失了发展机会。这种市场准入的不平等导致了乡村间的经济差距扩大。其次，平台与中介的影响。许多电商平台和线上销售渠道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平台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能力提供大规模供应、具备物流优势的乡村。这使得一些资源贫乏的小乡村可能被排除在外，无法与其他乡村分享电商红利，从而形成市场上的区域性分化。
六、数字化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延续
数字乡村建设虽然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但由于多方面的制度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因素，其可能无意间加剧或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这种结构长期以来是制约城乡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乡村建设中，城乡仍有结构固化的可能。尽管数字乡村建设旨在通过科技促进乡村发展，但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社会制度中，数字乡村往往只能为部分乡村提供切实的经济红利，无法有效改变城乡发展的根本差距。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数字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作用，可能使得部分乡村更加依赖城市，而城市则通过资本、技术等资源不断进一步扩大其对乡村的辐射作用，最终加剧城乡分化。
数字乡村建设虽然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但其政治经济学机理揭示了数字技术和政策资源的倾斜可能会加剧乡村之间的分化。为了避免数字乡村建设加剧乡村分化，政策应注重精准扶贫、资源平衡和技术普及，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确保技术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推动更加均衡的乡村振兴进程。要实现数字乡村的均衡发展，必须将资源配置、技术支持、政策导向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因素有机结合，以避免因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技术和资源倾斜加剧乡村分化。通过注重精准扶贫、资源平衡和技术普及，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才能真正实现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数字乡村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22DO95）
作者单位：吴军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雷虹艳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虽然数字化技术有助于乡村发展的提升，有可能帮助一些落后的乡村实现弯道超车，但也会因为其发展的不均衡性，推动不同乡村之间的分化，加剧已经存在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因此，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均衡发展，避免加剧乡村分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导致乡村分化的机理涉及数字技术、资本流动、政策倾斜、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以下是数字乡村建设导致乡村分化的几个关键政治经济学机理：
一、数字化可能加剧资本集中与资源不均衡分配
首先，资本可能流向“数字强村”。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资金和技术支持往往集中在那些已经拥有一定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乡村，尤其是靠近城市、交通便利的区域。这些乡村能够快速接入数字技术，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发展数字化农业、电子商务等现代产业。相比之下，基础设施较差、市场接入困难的乡村，可能面临资本和技术的短缺，导致资源的分配进一步倾斜，加剧了乡村间的差距。其次，数字化下的产业升级可能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引入，一些乡村能够借助智能农业、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机会，增加就业和收入。而其他乡村由于缺乏技术培训和设备支持，可能仍依赖传统农业，无法顺利过渡到现代化生产方式，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形成贫富差距。
二、数字化建设中的政府政策选择性偏向
第一，政策支持的区域不均。政府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时，可能更倾向于对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较好的乡村提供政策扶持和财政资金支持。这种倾向性导致政策资源的集中特定区域，形成“数字优先发展区”，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发展较慢的乡村可能由于缺乏政府扶持，错失数字化发展的机会，导致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依据自身的财政状况、政治诉求等因素，对数字乡村项目进行选择性投资。这些选择可能偏向已有较好发展潜力的乡村，忽视了落后地区的数字化建设，从而加剧了不同乡村的分化。
三、数字化推进中技术与教育鸿沟的扩大可能
首先，数字技术普及程度会有差异。数字乡村建设依赖于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但在技术普及方面，不同乡村的差距明显。一些乡村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教育等渠道学习和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然而，其他一些乡村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资源和培训机会，无法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导致技术鸿沟加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滞后。其次，教育差距与数字技能缺乏也是重要因素。即便乡村居民拥有获取数字技术的潜力，但教育和培训水平差异可能使得部分乡村在技术学习和应用上存在困难。尤其是老年人群体、低收入群体等，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技能去适应新的数字化工具，导致其在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中被边缘化。
四、数字化中的劳动市场与社会结构变化
首先，劳动力转移与失业问题。随着数字化农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一些乡村可能实现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工作岗位和收入机会。然而，另一些乡村的劳动力可能未能顺利转型，传统农业劳动力向数字化岗位的转移受到阻碍。这种转型障碍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甚至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社会分化。其次，人口流动与地区空心化。数字乡村建设有可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和就业，但由于一些乡村的数字基础较差，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导致乡村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可能使得一些地方的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进一步恶化，产生更大程度的城乡差距。
五、数字化中的区域性依赖与市场分化
首先，市场准入的不平等。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为乡村带来市场化机会，尤其是通过电子商务拓展农产品市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农村市场的准入门槛并非均等，一些拥有较好网络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的乡村能快速融入市场，而其他乡村则因为基础设施薄弱，无法接入线上市场，错失了发展机会。这种市场准入的不平等导致了乡村间的经济差距扩大。其次，平台与中介的影响。许多电商平台和线上销售渠道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些平台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能力提供大规模供应、具备物流优势的乡村。这使得一些资源贫乏的小乡村可能被排除在外，无法与其他乡村分享电商红利，从而形成市场上的区域性分化。
六、数字化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延续
数字乡村建设虽然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但由于多方面的制度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因素，其可能无意间加剧或延续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这种结构长期以来是制约城乡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数字乡村建设中，城乡仍有结构固化的可能。尽管数字乡村建设旨在通过科技促进乡村发展，但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社会制度中，数字乡村往往只能为部分乡村提供切实的经济红利，无法有效改变城乡发展的根本差距。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数字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作用，可能使得部分乡村更加依赖城市，而城市则通过资本、技术等资源不断进一步扩大其对乡村的辐射作用，最终加剧城乡分化。
数字乡村建设虽然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但其政治经济学机理揭示了数字技术和政策资源的倾斜可能会加剧乡村之间的分化。为了避免数字乡村建设加剧乡村分化，政策应注重精准扶贫、资源平衡和技术普及，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确保技术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推动更加均衡的乡村振兴进程。要实现数字乡村的均衡发展，必须将资源配置、技术支持、政策导向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因素有机结合，以避免因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技术和资源倾斜加剧乡村分化。通过注重精准扶贫、资源平衡和技术普及，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才能真正实现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数字乡村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22DO95）
作者单位：吴军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雷虹艳系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