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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对特异性对同传策略的影响研究
文章字数：3536
摘要：语对特异性对口译员的认知负荷和技能要求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从语对特异性对同传过程的挑战与语对特异性对同传策略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句法结构迥异的各组语对中，顺句推动、代码转译、预测、句法转换、概括、释义和省略等策略是应对挑战的常用策略。展望未来，关于特定语对的特异性对专家译员和学生译员影响差异的实证研究以及应对语对特异性的相关策略在口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关键词：同声传译；语对特异性；认知负荷；同传策略
“语对特异性”指具体的某一种源语和目标语的组合不同于其他语对组合的独特性，如句法结构的迥异性，这一独特性对同声传译（简称“同传”）译员的认知负荷和技能要求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同传的认知过程和策略是否受不同的语对的特异性影响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普遍主义者，如释意派，强调同传与单语理解的相似性，认为同传的中间过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简称“脱壳”）具有非语言的属性，因此“脱壳”后的意义可以用任何一种目标语重新表达，进而得出语对特异性不对同传过程产生影响的结论。[1]而持相反观点的双边主义者，如吉尔（Gile）强调同传的听说同步性造成译员的认知负荷加重和源语形式干扰，进而对同传质量和策略运用产生影响；[2]此外，科恩（Kohn）与卡利娜（Kalina）强调译员在双语转换中通过构建“心理模型”对意义进行表征，而心理模型仍然刻上源语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并不能完全脱离源语的语言形式，语对特异性仍然对同传过程产生影响。[3]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对同传过程中认知负荷的挑战，更体现在同传策略的运用上。
一、语对特异性对同传过程的挑战
吉尔提出语对特异性对同传译员的认知负荷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句法结构的迥异、语言诱导模式、同音异义、语言表达的精简程度、是否是同源、是否具有形似的词汇、文化表达的多寡等方面。[2]吉尔比较了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在法语、德语和日语同传中出现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表达，发现语对特异性因素，如句法结构的迥异性和文化差异性，对口译的难度产生影响。[4]具体而言，将英语演讲传译成日语比译成法语或德语更具挑战性，表现为英日方向的同传中出现的错误和遗漏数量最多，明显高于英法和英德方向的同传，德语同传的挑战性次之，最后是法语同传。其解释是，法语在语法和词汇上与英语最为接近，而日语与英语在语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最大，使得英日同传最有挑战性。
同样，王斌华和古煜奎比较了奥巴马就职演说在三家知名的中文电视台直播的中文同传译文，并对职业译员在现场同声传译中的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进行了定性分析。文中指出语言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汉同传中的困难，如英文源语句子包含了多个置于中心词之后的定语从句，而汉语中的定语（包括长定语）通常置于其修饰的中心词之前，这种语言结构差异给同传译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和问题，导致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的出现。[5]
但是关于语对结构的差异性，塞顿（Set-ton）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德英和汉英同声传译的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目标语可以套用源语结构的情况下，译员也没有选择源语结构，从而指出译员的加工过程并不是对结构的重建、没有受到源语和目标语结构不对称的影响，并得出“句法结构对同传本身不构成障碍”结论。[6] 但是塞顿的实证研究受试是经验丰富的职业译员，语对因素的影响往往被译员的应对策略所掩盖。希尔德（Hild）的研究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她就源语的复杂性在同传过程中的影响对专家译员和学生译员进行了英语（B语）到保加利亚语（A语）的同传实证对比研究。[7]结论显示，源语的复杂性只对学生译员起作用，对职业译员而言，语言复杂性效应被语篇冗余的整体水平抵消，提示宏观语篇结构把控能力和语篇连贯能力等句法特征之外的因素对同传表现起更重要的决定作用。
二、不同语对组合与同传策略的运用
语对特异性造成的挑战导致同传译员运用各种相应的策略加以应对。在中英语对话中，杜蕴德（Dawrant）发现，在从中文到英语的同声传译中，译员严重依赖某些策略（等待、顺句驱动/切分和预测）来克服两种语言之间词序差异带来的问题。[8]王斌华和古煜奎的研究指出为了应对英汉语言结构不对称引发的问题，译员采取了等待和切分的应对策略，其中以等待策略为主。然而，等待策略虽然有助于译员争取更多时间来处理和重组右分支句子，却因为该策略会导致认知负荷饱和而往往伴随着信息丢失或译文错误等问题。[5]
关于英语和波兰语语对，巴尔托米耶伊奇克（Bartłomiejczyk）[9]考察了36名高年级波兰学员在英波双向同传中的表现，识别了21种翻译策略，强调了方向性和语言对特异性的显著影响。文章指出，英语和波兰语通常都采用主语－动词－宾语的固定语序，但英语更为严格，而波兰语的语序较为灵活。依此推理，在将英语译成波兰语时，沿用英语的源语语序问题并不大，但要是将波兰语译成英语时，如果采用同样的做法，则会产生更多不合常规的句子。
关于英语和意大利语对，维耶齐（Viezzi）对一份英语演讲的官方意大利笔译文本和一名自由职业译员的英意同传转写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两者的众多差异源于同传译员对源语结构的依循，而且同传译语比笔译文本更为简短，提示这可能与英一意的形态句法相似性有关。[10]
关于英语－意大利语对和德语-意大利语对，多纳托（Donato）[11]开展了一项语对与同传策略的相关研究。她将20名通过同传测试的意大利学生平分成英意组和德意组，发现预测、听说差、形态句法转换以及代码转译策略的运用在两组中有明显差异，受语言组合影响。具体而言，德语－意大利语组更频繁地使用预测策略，这可能是为了应对德语中动词后置的语法结构带来的挑战；两组的听说差模式也有所不同，德语－意大利语口译员会根据动词位置调整滞后时间。此外，德语－意大利语口译员使用了更多的形态句法转换，而英语－意大利语口译员则更多地使用代码转译，这与英语和意大利语形态句法相似性以及德意语言对的结构相异性不无关联。
关于英语和阿拉伯语言对，阿尔扎赫兰（AlZahran）[12]开展了一项关于从英语到阿拉伯语同声传译中句法不对称性和复杂性因素与策略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文章指出，英语中通常用主语－动词－宾语（主语－初始）的句式结构，而阿拉伯语通常用动词－主语－宾语（动词－初始）的句式结构。为了应对复杂的初始主语并避免记忆过载、信息丢失或失败，译员通过“不等待动词”的策略，利用阿拉伯词序的灵活性，尽可能遵循源语结构顺句推动，以维持更大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显示了为应对语对特异性而采纳“基于形式的处理”的偏好。
三、结语
语对的特异性差异确实对同传的认知负荷带来不同的挑战，句法结构迥异的语对比句法结构相似的语对带来更大的困难。句法结构迥异的语对中，顺句推动、代码转译、预测、句法转换、概括、诠释和省略等策略经常被应用以应对挑战。展望未来的语对因素研究，关于特定语对特异对专家译员和学生译员产生的影响差异，相关实证研究依然不足，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此外，如何将职业译员应对语对特异性的相关策略应用到口译教学中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玛丽安娜·勒代雷.《同声传译》[M].巴黎：米纳尔出版社，1981：147.
[2]丹尼尔·吉尔. 会议口译中的方向性：认知视角[A]. 见：罗伯特·戈丁斯和玛丽·希德达尔（编）. 口译中的方向性：译入外语还是母语？[C].根特：传播与认知出版社，2005:9-26.
[3]科特·科恩，西尔维娅·卡利娜.口译的策略维度[J].Meta（译者杂志），1996（1）：118-138.
[4]丹尼尔·吉尔.《广播口译中的错误、遗漏与不恰当表达：个案研究的初步发现》[A].见：塞西莉亚·阿尔夫斯塔德，安妮·希尔德和伊丽莎白·蒂塞柳斯（编）.过程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翻译研究中的综合方法[C]. 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斯出版社，2011：201-218.
[5]王斌华，古煜奎.英汉同声传译的变量考察——基于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的三位职业译员同传的观察研究[J].中国翻译,2014 (6):19-23.
[6]罗宾·塞顿.同声传译：认知-语用分析[M].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斯出版社，1999：270.
[7]安妮·希尔德.语言复杂性对专家在同声传译过程中处理能力的影响[A]. 见：塞西莉亚·阿尔夫斯塔德、安妮·希尔德和伊丽莎白·蒂塞柳斯（编）.过程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翻译研究中的综合方法[C].阿姆斯特丹：本杰明斯出版社，2011：249-267.
[8]杜蕴德.汉英同声传译中的词序：初步探索[D].未出版硕士论文，辅仁大学，1996年。
[9]玛尔塔·巴尔托米耶伊奇克.同声传译的策略与方向性[J].口译：口译研究与实践国际期刊，2006年，8卷2期：49-74.
[10]毛里齐奥·维耶齐.笔译与同声传译的比较与对比：一项案例研究[J].口译通讯，1993（5）：94-100.
[11]瓦莱里娅·多纳托. 学生口译员的同声传译策略：英意语对与德意语对比较[J].口译通讯，2003（12）：101-134.
[12]阿卜杜拉·阿尔扎赫兰. 英译阿同声传译中的结构性挑战[J].《翻译与口译研究》，2021（2）：234-256.
基金项目：2019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同传语义加工模型的建构与实证研究”（AHSKY2019D102）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同声传译；语对特异性；认知负荷；同传策略
“语对特异性”指具体的某一种源语和目标语的组合不同于其他语对组合的独特性，如句法结构的迥异性，这一独特性对同声传译（简称“同传”）译员的认知负荷和技能要求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同传的认知过程和策略是否受不同的语对的特异性影响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普遍主义者，如释意派，强调同传与单语理解的相似性，认为同传的中间过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简称“脱壳”）具有非语言的属性，因此“脱壳”后的意义可以用任何一种目标语重新表达，进而得出语对特异性不对同传过程产生影响的结论。[1]而持相反观点的双边主义者，如吉尔（Gile）强调同传的听说同步性造成译员的认知负荷加重和源语形式干扰，进而对同传质量和策略运用产生影响；[2]此外，科恩（Kohn）与卡利娜（Kalina）强调译员在双语转换中通过构建“心理模型”对意义进行表征，而心理模型仍然刻上源语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并不能完全脱离源语的语言形式，语对特异性仍然对同传过程产生影响。[3]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对同传过程中认知负荷的挑战，更体现在同传策略的运用上。
一、语对特异性对同传过程的挑战
吉尔提出语对特异性对同传译员的认知负荷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句法结构的迥异、语言诱导模式、同音异义、语言表达的精简程度、是否是同源、是否具有形似的词汇、文化表达的多寡等方面。[2]吉尔比较了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在法语、德语和日语同传中出现的省略、错误和不当表达，发现语对特异性因素，如句法结构的迥异性和文化差异性，对口译的难度产生影响。[4]具体而言，将英语演讲传译成日语比译成法语或德语更具挑战性，表现为英日方向的同传中出现的错误和遗漏数量最多，明显高于英法和英德方向的同传，德语同传的挑战性次之，最后是法语同传。其解释是，法语在语法和词汇上与英语最为接近，而日语与英语在语法结构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最大，使得英日同传最有挑战性。
同样，王斌华和古煜奎比较了奥巴马就职演说在三家知名的中文电视台直播的中文同传译文，并对职业译员在现场同声传译中的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进行了定性分析。文中指出语言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英汉同传中的困难，如英文源语句子包含了多个置于中心词之后的定语从句，而汉语中的定语（包括长定语）通常置于其修饰的中心词之前，这种语言结构差异给同传译员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和问题，导致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的出现。[5]
但是关于语对结构的差异性，塞顿（Set-ton）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德英和汉英同声传译的实证研究，发现即使在目标语可以套用源语结构的情况下，译员也没有选择源语结构，从而指出译员的加工过程并不是对结构的重建、没有受到源语和目标语结构不对称的影响，并得出“句法结构对同传本身不构成障碍”结论。[6] 但是塞顿的实证研究受试是经验丰富的职业译员，语对因素的影响往往被译员的应对策略所掩盖。希尔德（Hild）的研究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她就源语的复杂性在同传过程中的影响对专家译员和学生译员进行了英语（B语）到保加利亚语（A语）的同传实证对比研究。[7]结论显示，源语的复杂性只对学生译员起作用，对职业译员而言，语言复杂性效应被语篇冗余的整体水平抵消，提示宏观语篇结构把控能力和语篇连贯能力等句法特征之外的因素对同传表现起更重要的决定作用。
二、不同语对组合与同传策略的运用
语对特异性造成的挑战导致同传译员运用各种相应的策略加以应对。在中英语对话中，杜蕴德（Dawrant）发现，在从中文到英语的同声传译中，译员严重依赖某些策略（等待、顺句驱动/切分和预测）来克服两种语言之间词序差异带来的问题。[8]王斌华和古煜奎的研究指出为了应对英汉语言结构不对称引发的问题，译员采取了等待和切分的应对策略，其中以等待策略为主。然而，等待策略虽然有助于译员争取更多时间来处理和重组右分支句子，却因为该策略会导致认知负荷饱和而往往伴随着信息丢失或译文错误等问题。[5]
关于英语和波兰语语对，巴尔托米耶伊奇克（Bartłomiejczyk）[9]考察了36名高年级波兰学员在英波双向同传中的表现，识别了21种翻译策略，强调了方向性和语言对特异性的显著影响。文章指出，英语和波兰语通常都采用主语－动词－宾语的固定语序，但英语更为严格，而波兰语的语序较为灵活。依此推理，在将英语译成波兰语时，沿用英语的源语语序问题并不大，但要是将波兰语译成英语时，如果采用同样的做法，则会产生更多不合常规的句子。
关于英语和意大利语对，维耶齐（Viezzi）对一份英语演讲的官方意大利笔译文本和一名自由职业译员的英意同传转写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两者的众多差异源于同传译员对源语结构的依循，而且同传译语比笔译文本更为简短，提示这可能与英一意的形态句法相似性有关。[10]
关于英语－意大利语对和德语-意大利语对，多纳托（Donato）[11]开展了一项语对与同传策略的相关研究。她将20名通过同传测试的意大利学生平分成英意组和德意组，发现预测、听说差、形态句法转换以及代码转译策略的运用在两组中有明显差异，受语言组合影响。具体而言，德语－意大利语组更频繁地使用预测策略，这可能是为了应对德语中动词后置的语法结构带来的挑战；两组的听说差模式也有所不同，德语－意大利语口译员会根据动词位置调整滞后时间。此外，德语－意大利语口译员使用了更多的形态句法转换，而英语－意大利语口译员则更多地使用代码转译，这与英语和意大利语形态句法相似性以及德意语言对的结构相异性不无关联。
关于英语和阿拉伯语言对，阿尔扎赫兰（AlZahran）[12]开展了一项关于从英语到阿拉伯语同声传译中句法不对称性和复杂性因素与策略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文章指出，英语中通常用主语－动词－宾语（主语－初始）的句式结构，而阿拉伯语通常用动词－主语－宾语（动词－初始）的句式结构。为了应对复杂的初始主语并避免记忆过载、信息丢失或失败，译员通过“不等待动词”的策略，利用阿拉伯词序的灵活性，尽可能遵循源语结构顺句推动，以维持更大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显示了为应对语对特异性而采纳“基于形式的处理”的偏好。
三、结语
语对的特异性差异确实对同传的认知负荷带来不同的挑战，句法结构迥异的语对比句法结构相似的语对带来更大的困难。句法结构迥异的语对中，顺句推动、代码转译、预测、句法转换、概括、诠释和省略等策略经常被应用以应对挑战。展望未来的语对因素研究，关于特定语对特异对专家译员和学生译员产生的影响差异，相关实证研究依然不足，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此外，如何将职业译员应对语对特异性的相关策略应用到口译教学中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玛丽安娜·勒代雷.《同声传译》[M].巴黎：米纳尔出版社，1981：147.
[2]丹尼尔·吉尔. 会议口译中的方向性：认知视角[A]. 见：罗伯特·戈丁斯和玛丽·希德达尔（编）. 口译中的方向性：译入外语还是母语？[C].根特：传播与认知出版社，2005:9-26.
[3]科特·科恩，西尔维娅·卡利娜.口译的策略维度[J].Meta（译者杂志），1996（1）：118-138.
[4]丹尼尔·吉尔.《广播口译中的错误、遗漏与不恰当表达：个案研究的初步发现》[A].见：塞西莉亚·阿尔夫斯塔德，安妮·希尔德和伊丽莎白·蒂塞柳斯（编）.过程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翻译研究中的综合方法[C]. 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斯出版社，2011：201-218.
[5]王斌华，古煜奎.英汉同声传译的变量考察——基于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的三位职业译员同传的观察研究[J].中国翻译,2014 (6):19-23.
[6]罗宾·塞顿.同声传译：认知-语用分析[M].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斯出版社，1999：270.
[7]安妮·希尔德.语言复杂性对专家在同声传译过程中处理能力的影响[A]. 见：塞西莉亚·阿尔夫斯塔德、安妮·希尔德和伊丽莎白·蒂塞柳斯（编）.过程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翻译研究中的综合方法[C].阿姆斯特丹：本杰明斯出版社，2011：249-267.
[8]杜蕴德.汉英同声传译中的词序：初步探索[D].未出版硕士论文，辅仁大学，1996年。
[9]玛尔塔·巴尔托米耶伊奇克.同声传译的策略与方向性[J].口译：口译研究与实践国际期刊，2006年，8卷2期：49-74.
[10]毛里齐奥·维耶齐.笔译与同声传译的比较与对比：一项案例研究[J].口译通讯，1993（5）：94-100.
[11]瓦莱里娅·多纳托. 学生口译员的同声传译策略：英意语对与德意语对比较[J].口译通讯，2003（12）：101-134.
[12]阿卜杜拉·阿尔扎赫兰. 英译阿同声传译中的结构性挑战[J].《翻译与口译研究》，2021（2）：234-256.
基金项目：2019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同传语义加工模型的建构与实证研究”（AHSKY2019D102）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