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帅
　　晚年列宁审视了曾试图以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直接过快地、过热地一步跃进到共产主义的认知偏差。同时，晚年列宁在探赜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社会主义道路上，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思考也予以了回归。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了应以战略退却的“迂回过渡”方式步入到俄国现代化殿堂的重要论断，既为后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导引，也为后续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践启迪与借鉴。
　　一、在一般与特殊的历史规律中另辟苏俄社会主义的“自身道路”
　　列宁晚年在面临战时共产主义引爆的经济政治危急之时做出的伟大变革与抉择，避免了新生苏维埃政权一抹黑地冲进历史深渊的悲剧。在《论合作制》中他形象地讲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晚年列宁破围了那种囿于“本本”的条框教条式逻辑，强调不能僵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只是禁锢在教科书当中循规的“万能公式”。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理应基于本国具体的国情，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中寻找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特殊道路。
　　列宁在1923年口述的《论我国革命》中，有力地驳斥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以及国内苏汉诺夫等人的“革命早产论”“唯生产力论”。对此，列宁犀利地回应道：“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列宁认为历史规律不会以“纯粹的一般”表现出来，一般的规律恰是以某些“特殊性”呈现出来的。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猛烈地回击了那些将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石上等“先资才能后社”论调的书呆子们。与此同时，列宁也强调了在战略退却阶段依据俄国实情制定出符合俄国自身的发展路线、方针与政策，论证了以“迂回过渡”另辟苏俄现代化“自身道路”的正确性。列宁言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彰显了晚年列宁对于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深悟与再创。
　　二、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开拓“资为社用”新进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如何对待同资本文明的关系极为重要。晚年列宁强调在战略退却阶段要利用商品经济补足俄国羸弱的生产力短板，要利用资本主义的长处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于资本主义优秀的东西要善于学习，“扬长”且“避短”，重新强调“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电气化”。事实上，早在1918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列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晚年应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重新正视了俄国资本主义成份的存在，在承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道路和峡谷跨越学说的基石上，突破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枷锁，开辟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优势以及发展自由商品贸易来缝合俄国落后生产力缺口的先河。在当时的苏维埃党内惧怕商业的发展会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的界限，以至于走上修正主义之时，列宁向广大共产党人详细地阐释了在俄共（布）强大的工农政权面前，活动在狭小空间的资本主义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为此，列宁提出了不仅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要善于向资本家学习的号召。与此同时，列宁还强调在自由贸易中，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而绝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并得出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蓄力充能的重要结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三、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中深省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蹴而就”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亘古未有的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范式可以照搬照抄，也就不可能唾手可得。晚年列宁在战略退却阶段，反思了曾经想方设法地去跨越经济文化落后的阶段性，直接进入一种高位阶文明的生产和分配经济制度的错误决定。
　　十月革命后初期，列宁始终把社会主义“纯而又纯”之下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不能共存的原则墨守为公有制的定律。这直接造成了1920年下半年苏俄国内经济的窘境，使得人民群众对于废除战时共产主义的呼声达到了顶峰。残酷的现实使列宁不得不重新考量作为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而言，无法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国度的现实，而是需要一个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低级阶段长久性相伴的量变过程，以及“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彼岸。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掷地有声地讲道：“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可见，晚年列宁充分清醒地认知到战略退却阶段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关系存在的巨大意义，在战略退却阶段认知到战胜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由“一蹴而就”向“长期性”“艰巨性”思路转换的重要性。
　　四、在主次矛盾的互化中重点复归农民的主体性
　　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使列宁看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真正限度，也使列宁感受到了余粮收集制给农民带去的巨大压力和挫伤。列宁敏锐地察觉到战时共产主义对于农民利益极大损害的主要矛盾，不仅分析了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最不定形、最不肯定、最不觉悟的特质，还道出了其形成的深层原因，那就是：破产、贫困和艰苦的生活引起了他们的动摇。同年，列宁在《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文中睿智地指出：“一个阶级怎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的呢?……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支持的呢?我们知道，这种支持来自国内，来自农民群众。”
　　对此，晚年列宁在充分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实情之后，果断做出了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与重心的转移，妥善采取了小农生产者唯一能接受的商品交易政策，满足了农民对于工农业产品之间自由流转的迫切要求，从而切实保障了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列宁认识到不依靠俄国农民的力量，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就会失去阶级根基的关键所在。因此，直面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以小农人口结构占据庞大比重的落后俄国而言，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大力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意义是无可争辩的。所以，晚年列宁明释：“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
　　作者简介:解帅，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