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理论上，贿赂犯罪是双方互为犯罪对象的“对合犯”。一般而言，行贿无疑是受贿的直接原因，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两者互为因果、利益均沾。因此在刑罚上，两者理应“同罪同罚”。
　　最高检早在2015年就提出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但长期以来，无论从我国刑事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看，均偏重对受贿犯罪的惩处，相对轻忽了对行贿犯罪的同等惩处。当下，司法实践中虽有加大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倾向，但仍有待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
　　鉴此，对强化惩处行贿犯罪力度进行思考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笔者以为，强化行贿犯罪惩处力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
　　首先，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有利于鼓励自首举报、打击受贿犯罪，但在以往追求“破案率”的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重受贿轻行贿”，而过分宽纵行贿者。在贿赂犯罪权钱交易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不是贪腐者，恰是行贿者，行贿“产出”甚至是投入的10倍之巨，严重消损国家、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如果司法“重受贿轻行贿”，只对受贿犯罪科以严刑，而对行贿犯罪网开一面甚至免以刑罚，以致逍遥法外，成为事实上的无罪，无疑偏颇不公，危害甚重。不但会因法律适用上的畸轻畸重，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还助长大肆行贿“围猎”干部的歪风邪气，不断将大批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干部“拖下马、拉下水”，沦为行贿谋利的工具。可见，加大惩处行贿犯罪力度，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第二，贿赂犯罪的发生，既基于以权索贿的贪腐无忌，更基于行贿逐利的泛滥不绝。如果严堵行贿犯罪的“源头祸水”，将有效遏制受贿犯罪的发生，刑罚惩治受贿也将事半功倍。而要堵住“源头祸水”，必须加大违法成本和风险，一方面要摒弃“重受贿轻行贿”司法陋习，严格限制“主动交代”特别自首条款被滥用，做到行贿、受贿“同罪同罚”；一方面做好源头预防，完善立法不足，降低行贿罪没收财产刑的适用门槛，同时加大罚金刑适用，使行贿犯罪违法成本远远大于犯罪收益，让行贿者得不偿失，促其理性拒绝使用行贿手段来引诱“围猎”受贿者，进而减少暴利驱动下的行贿犯罪。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合理“限权”，去除“一把手”“一支笔”过大的权力，将权力关进法治“铁笼”，透明运行，无法“谋利”，从而让行贿“围猎”无功而返。
　　由此可见，强化行贿犯罪惩处力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实践中要“两手抓，一起硬”，做到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既严惩受贿和贪腐，也不放过行贿和“围猎”者，从而让反腐肃贪的面貌得以根本性改观。 （符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