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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印象记
文章字数：1973
徐先挺
今年4月23日，无为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读书讲座，主讲人袁牧先生。
我欣然前往。我想听听袁牧先生讲些什么，我很想见他一面。
我同他是微信好友，交往已好几年了，只见过一次面，而且那次见面很滑稽。我们是晚间10点左右，在一家茶社的卫生间边意外碰面的。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们是在美丽的校园里，在宽敞、明亮的报告厅里。
讲台上的袁牧儒雅、端庄。袁牧面相忠厚、质朴。相由心生，他为人热情、热心、肯帮忙。我好奇他有几分官相，他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方方正正，堂堂正正。他的面相同他的文章一样，耐看。
袁牧讲座题目是《书香浸润灵魂，文学点亮人生》。内容分三大方面，且巧用三个问句。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文学到底离我们多远？
我的公文写作之路有多长？
不愧为教师出身，不愧为办公室“老主任”，袁牧讲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不愧为诗人，不愧文章高手，袁牧讲话情意款款，诗意盈盈。
我同他是同时代人，我们有着相似的阅读经历。譬如，我们的阅读人生都是从“小人书”开始，我们都喜欢战争题材，我们都有英雄情结。我们都省吃俭用买了一些“小人书”。我们的差距和不同的是，袁牧的“小人书”保存至今，至今他仍不时摸一摸、翻一翻，以保持“健康的儿童态”，以获得“第二次童心”。而我的“小人书”早就丢到爪哇岛了。
袁牧获得的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破损图书。那是他在师范读书时，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得到的报酬。按道理，他要钱才对呀。他十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艰难地抚育了5个子女。况且一个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学子，鲜衣美食，挡不住的诱惑。当他背着一麻袋图书走在回家路上，世界，就在眼前。
袁牧的人生起点一点不高，师范生，乡村中学教师。也没有谁给他搭建平台，他的平台就是简陋教室里三尺讲台。可他却走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从乡镇到县城，再到省城。
从普通中学教师到县委、政府专职秘书，再到省直单位部门干部。
人说，贫穷限制了想象能力；我说，富有也不会让想象能力丰富到哪里去。
社会学家说，一个人年轻时“多出点力”，中年时“多受点气”，老年时“你就有力气了”。
教育学家说，一个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要抓住“三个关键”：“关键书籍”“关键人物”“关键事件”。
袁牧读书时，积极参加班级、学校集体活动，出墙报、征文比赛等。任教后，积极参加教改活动。他涵养好，好讲话，好商量。学校工作总结、领导发言总是请他帮忙。他总乐于出力。
出力才有力。
撤区并乡后，镇领导参加全县教育工作会议。镇领导要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并作为会议重点。这份重要材料的撰写任务交给谁，大家眼光落在袁牧身上。
这是刚成立的乡镇一件大事，更是年轻教师袁牧公文写作的一件大事。
几十年后的今天，讲台上的袁牧提起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文写作，仍诚惶诚恐。巧媳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整天同学生打交道的青年教师对全镇教育工作能了解多少啊？或许那一麻袋破损图书起了作用，焦虑不安中的袁牧灵光乍现，最后时刻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喜欢看那些“秀才”“大笔杆子”们的文章。
从乔冠华到胡乔木，从郑必坚到王梦奎，从“任仲平”到“浙江宣传”，我敬佩他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我赞叹他们的锦绣文章。我只是“看人家吃豆腐牙齿锋快的”，殊不知“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直到前些天读到上海市委大笔杆子“东方亮”回忆文稿起草《曾把天亮做信念》一文，我对公文写作者多了一份感同身受。
“懵懂，没底，但无退路。”
“能写出来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
“天亮时‘孩子’一定生出来。”
文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想笑却笑不出来。邻县有一秘书，天亮时，领导的讲话稿才开了个头，急得嚎啕大哭。
袁牧公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
他说写得“手指僵硬不听使唤”。
他说“最玩命时连轴转三天三夜，透支到虚脱程度”“病倒住院”。
他说“冬天写到凌晨三点，孤身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上，真有几分风雪山神庙的悲壮”。
讲到这些，袁牧云淡风轻，我却感到一阵阵心痛。
袁牧公文写作生涯最大的挑战是他刚调入省城，新单位给他的见面礼是大小讲话稿6篇，迎接单位60周年庆典，时间只有一个月。袁牧初来乍到，压力可想而知。袁牧不是天才，不是“博综经史，文倾江海”的大家，也不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天才。袁牧是人才。人才能吃得下苦，经得住磨炼。他吃住在办公室，饿了啃一口面包，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会，埋头翻阅成摞的资料，熟悉各类专业术语。
恭贺单位60周年华诞，“天亮时‘儿子’生出来”啦。
我喜欢听讲座。我为什么喜欢听讲座？我崇敬那些专家、学者的学问和智慧，我希望得到激励。我亲近身边的听众，他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热情和兴趣，感染、激发着我。我从不奢求主讲者字字玑珠，句句真理。两个小时左右的讲座，只要有两三句话给我启发，我就心满意足，车舟劳顿之苦，也值得。
譬如袁牧讲座中讲到的“知行结合”“业余写作与职业、生活的关系”等等，让每一位聆听者都有所获，都在袁牧先生的讲座中有了答案。
今年4月23日，无为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读书讲座，主讲人袁牧先生。
我欣然前往。我想听听袁牧先生讲些什么，我很想见他一面。
我同他是微信好友，交往已好几年了，只见过一次面，而且那次见面很滑稽。我们是晚间10点左右，在一家茶社的卫生间边意外碰面的。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们是在美丽的校园里，在宽敞、明亮的报告厅里。
讲台上的袁牧儒雅、端庄。袁牧面相忠厚、质朴。相由心生，他为人热情、热心、肯帮忙。我好奇他有几分官相，他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方方正正，堂堂正正。他的面相同他的文章一样，耐看。
袁牧讲座题目是《书香浸润灵魂，文学点亮人生》。内容分三大方面，且巧用三个问句。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文学到底离我们多远？
我的公文写作之路有多长？
不愧为教师出身，不愧为办公室“老主任”，袁牧讲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不愧为诗人，不愧文章高手，袁牧讲话情意款款，诗意盈盈。
我同他是同时代人，我们有着相似的阅读经历。譬如，我们的阅读人生都是从“小人书”开始，我们都喜欢战争题材，我们都有英雄情结。我们都省吃俭用买了一些“小人书”。我们的差距和不同的是，袁牧的“小人书”保存至今，至今他仍不时摸一摸、翻一翻，以保持“健康的儿童态”，以获得“第二次童心”。而我的“小人书”早就丢到爪哇岛了。
袁牧获得的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破损图书。那是他在师范读书时，为学校图书馆整理图书得到的报酬。按道理，他要钱才对呀。他十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艰难地抚育了5个子女。况且一个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学子，鲜衣美食，挡不住的诱惑。当他背着一麻袋图书走在回家路上，世界，就在眼前。
袁牧的人生起点一点不高，师范生，乡村中学教师。也没有谁给他搭建平台，他的平台就是简陋教室里三尺讲台。可他却走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从乡镇到县城，再到省城。
从普通中学教师到县委、政府专职秘书，再到省直单位部门干部。
人说，贫穷限制了想象能力；我说，富有也不会让想象能力丰富到哪里去。
社会学家说，一个人年轻时“多出点力”，中年时“多受点气”，老年时“你就有力气了”。
教育学家说，一个青年教师成长过程中，要抓住“三个关键”：“关键书籍”“关键人物”“关键事件”。
袁牧读书时，积极参加班级、学校集体活动，出墙报、征文比赛等。任教后，积极参加教改活动。他涵养好，好讲话，好商量。学校工作总结、领导发言总是请他帮忙。他总乐于出力。
出力才有力。
撤区并乡后，镇领导参加全县教育工作会议。镇领导要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并作为会议重点。这份重要材料的撰写任务交给谁，大家眼光落在袁牧身上。
这是刚成立的乡镇一件大事，更是年轻教师袁牧公文写作的一件大事。
几十年后的今天，讲台上的袁牧提起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公文写作，仍诚惶诚恐。巧媳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整天同学生打交道的青年教师对全镇教育工作能了解多少啊？或许那一麻袋破损图书起了作用，焦虑不安中的袁牧灵光乍现，最后时刻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喜欢看那些“秀才”“大笔杆子”们的文章。
从乔冠华到胡乔木，从郑必坚到王梦奎，从“任仲平”到“浙江宣传”，我敬佩他们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我赞叹他们的锦绣文章。我只是“看人家吃豆腐牙齿锋快的”，殊不知“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直到前些天读到上海市委大笔杆子“东方亮”回忆文稿起草《曾把天亮做信念》一文，我对公文写作者多了一份感同身受。
“懵懂，没底，但无退路。”
“能写出来写出来，写不出来也要写出来。”
“天亮时‘孩子’一定生出来。”
文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想笑却笑不出来。邻县有一秘书，天亮时，领导的讲话稿才开了个头，急得嚎啕大哭。
袁牧公文写作何尝不是如此。
他说写得“手指僵硬不听使唤”。
他说“最玩命时连轴转三天三夜，透支到虚脱程度”“病倒住院”。
他说“冬天写到凌晨三点，孤身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上，真有几分风雪山神庙的悲壮”。
讲到这些，袁牧云淡风轻，我却感到一阵阵心痛。
袁牧公文写作生涯最大的挑战是他刚调入省城，新单位给他的见面礼是大小讲话稿6篇，迎接单位60周年庆典，时间只有一个月。袁牧初来乍到，压力可想而知。袁牧不是天才，不是“博综经史，文倾江海”的大家，也不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天才。袁牧是人才。人才能吃得下苦，经得住磨炼。他吃住在办公室，饿了啃一口面包，累了在沙发上躺一会，埋头翻阅成摞的资料，熟悉各类专业术语。
恭贺单位60周年华诞，“天亮时‘儿子’生出来”啦。
我喜欢听讲座。我为什么喜欢听讲座？我崇敬那些专家、学者的学问和智慧，我希望得到激励。我亲近身边的听众，他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热情和兴趣，感染、激发着我。我从不奢求主讲者字字玑珠，句句真理。两个小时左右的讲座，只要有两三句话给我启发，我就心满意足，车舟劳顿之苦，也值得。
譬如袁牧讲座中讲到的“知行结合”“业余写作与职业、生活的关系”等等，让每一位聆听者都有所获，都在袁牧先生的讲座中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