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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藏商邦达仓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研究
文章字数：5434
在西藏近现代史上，邦达仓是一个兼具传奇色彩与深厚爱国情怀的商业家族。该家族被西方人誉为“西藏的洛克菲勒”，康区流传着“地是邦达仓的，天也是邦达仓的”之说，足见其巨大影响力。一个发轫于芒康的康巴商人家族，何以在两代人中完成从“差巴”到“商上”、从地方马帮到西藏最大商号的跨越？又何以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西藏和平解放等重大历史关头屡屡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抉择？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个家族的评价，更关乎如何理解西藏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如何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规律、如何汲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资源。
一、邦达仓的兴起：茶马古道上的商业奇迹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邦达仓的发迹史，本身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19世纪中叶，邦达家族尚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处于西藏社会结构的底层。通过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该家族获得了芒康江古寺附近的世袭职位，家族名称也由“彭达仓”逐渐演变为“邦达仓”。这一联姻不仅是两个家族经济政治资源的结合，更意味着邦达家族得以借助萨迦派在康区的宗教网络和政治资源拓展势力，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根本性跨越。
真正实现家族跨越式发展的是邦达·尼江。这位深具商业头脑的康巴商人并不满足于地方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拉萨这一西藏政治经济中心。据其孙辈口述，尼江初到拉萨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他将全部积蓄捐献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这一行为表面上是宗教虔诚的表现，实则是一举多得的商业策略，既赢得了寺院的信任和庇护，又借助寺院的社会网络迅速打开局面，更在无形中向西藏社会宣示了自己的财力。由于西藏没有现代银行体系，寺院乐于将资金存放在信赖的施主手中，尼江由此获得了低成本融资渠道。这种“以布施换信任、以信任换资本”的运作方式，充分体现了边疆商人在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高超经营智慧。
1909年，邦达仓获得羊毛和牦牛尾采购专营权，这是其从一般商号向垄断商号转变的关键一步。1910年至1913年间，十三世达赖为逃避清军镇压流亡印度，邦达·尼江在途中为其提供骡马运输和护卫，这一事件成为邦达仓命运的转折点。达赖返藏后，为回报邦达仓的资助，授予其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的特权，并明令其他商人不得经营。邦达·养壁还被封为亚东总管（四品官）。至此，邦达仓完成了从民间商号到“官商合办”的质变，一跃成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的商号。
鼎盛时期，邦达仓的商号遍布国内外，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在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康定，在拉萨、昌都、亚东、帕里、那曲，均设有分号或房产。这种跨区域、跨国界的商业网络，使邦达仓成为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经济纽带。
邦达仓的经营品种极为丰富，涵盖了茶叶、食盐、粮食、畜产品、中药材、西药、布匹、棉纱、染料、香烟、五金交电等。在拉萨，邦达仓拥有6辆汽车组成的小车队用于市区倒运；在噶伦堡，与热振仓、萨都仓合建了一座500名职工的羊毛加工厂。从经营规模看，仅1914年，邦达·养壁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已达709090两藏银。1953年，邦达仓拥有商业资金150万银元，此外还有存在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地无法估算的外币。
邦达仓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固定的批发零售，也有流动的骡帮深入农牧区购销；既有现金交易，也有春夏赊销、秋季以农牧产品抵偿货款的信用交易。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邦达仓实行“底薪加利润提成”的激励模式，秘书年俸200品藏银，远高于普通商号。这种制度安排，使其在西藏商业资本中形成了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正是这种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为邦达仓日后从事大规模爱国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邦达仓的崛起，在西藏近现代史上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它打破了卫藏贵族对西藏社会等级结构的垄断。在传统西藏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出身——卫藏贵族和寺院上层占据金字塔顶端，康巴商人处于边缘位置。邦达仓能够获得“天是邦达的，地是邦达的”这样的民间评价，本身就说明经济力量开始冲击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二是邦达仓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进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西藏与南亚的经济联系，客观上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藏地方的封闭状态。三是邦达仓的成功为后来其爱国实践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正是凭借这种传奇地位，邦达仓才具备了其他商人阶层所不具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二、爱国实践的三重历史贡献
（一）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康区。此时，因武装反抗噶厦政府而避难巴塘波密地区的邦达·多吉，最初奉命在巴塘至白玉沿线袭扰红军。但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争取下，邦达·多吉转而支持工农红军，并在甘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
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邦达·多吉利用自身在康区的社会网络和商业资源，积极筹措资金、粮草、羊毛等物资支援红军。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支前报告中提到，康区各族各界支援委员会为部队砍柴1500万斤，割草500万斤，购粮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匹），运输酥油2000斤、物资7万多驮，参与运输的牦牛达10万余头。邦达·多吉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动员作用。
对于一位出身巨商家族、长期与国民党中央保持联系的上层人士而言，支持红军意味着与既有政治轨迹的断裂，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邦达·多吉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最根本的是其在康区长期经商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亡超越了地方利益和阶层分野。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邦达·多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觉悟。
（二）开辟陆路国际运输线以商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邦达仓的爱国行动达到了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战时中国实行全面海上封锁，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大后方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在此背景下，邦达·养壁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一条从印度经西藏直通四川、云南的陆路国际运输线，完全依靠骡马驮运。这条运输线“曾经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航空运输线并驾齐驱”，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这条运输线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从印度噶伦堡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亚东、拉萨、昌都，再进入川西康定或滇西北丽江，全程数千里，途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盗匪出没、气候恶劣。邦达仓为此投入自备骡马2000余匹，在沿途设立固定和流动转运站，形成了高效运转的运输网络。在整个抗战期间，邦达仓运送的支援物资总价值达1.5亿美元。
1942年，邦达仓还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理塘设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后方。令人感动的是，康藏沿途原本盗匪猖獗，但为邦达兄弟的大义所感召，匪患竟一度销声匿迹，往来商旅畅通无阻。这一事实深刻说明，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超越地方利益、阶层分歧的国家认同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1944年，邦达仓向国民政府申请生丝出口许可证以缓解资金周转困难，财政部迅速批复，这也表明邦达仓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积极回应，汉藏商民在抗战旗帜下的合作，成为民族团结在危难时刻的生动实践。
邦达仓以商抗日的实践，深刻诠释了商路安全依存于国家统一、家族命运从属于民族命运的道理。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日本控制东亚大陆，其横跨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络将彻底瓦解。这种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的实践，是边疆商人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
（三）拥护西藏和平解放并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
邦达·多吉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转向，是其爱国实践的又一重要体现。“行宪国大”期间的经历使邦达·多吉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目睹贿选丑闻、派系倾轧，他和邦达·绕嘎“对国民党大失所望”。1946年“行宪国大”期间，国民党采取圈定办法操纵选举，“有些代表不愿接受这种办法，未经圈定即被选出。于是下令未经圈定当选的代表，应退让给经过圈定者。应退让者不服，进行绝食请愿，有的还买了棺材，有的到中山陵痛哭”。邦达兄弟亲历了这一闹剧，对国民党的民主承诺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1949年9月，邦达·多吉与邦达·绕嘎在成都参加“康藏旅蓉学术研究会”时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能取得胜利”，强调“决不能使地方糜烂”。这一判断表明，在与国民党的接触中，邦达·多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
1950年，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南路先遣部队到达理塘时，邦达·多吉亲自迎接，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运输任务。更为关键的是，他委托邦达·绕嘎作为信使，渡江前往昌都，向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递交了《和平谈判基础十条》，为促成昌都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邦达·多吉还向芒康一带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与驻守宁静的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联系，劝说其赞同和平解放主张。
中央领导人多次亲切接见邦达多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爱国统战人士的高度重视。1950年国庆观礼期间，邦达·多吉作为西康代表团团长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四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欢迎宴会上，邦达·多吉代表藏族同胞发表讲话，表示“藏族愿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努力，坚决把帝国主义逐出国境”。在京期间，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人都亲自组织欢迎宴会，对邦达·多吉给予高规格接待，对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此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充分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多次表达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决心。邦达·养壁也受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受邀参加了建国四周年国庆观礼，并在京期间出席全国工商联重要会议。这些接见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爱国藏商的关怀与信任，也进一步坚定了邦达仓家族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西藏和平解放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邦达·养壁在噶伦堡担任商务官期间，热情接待和协助入藏的中央代表张经武，以实际行动拥护“十七条协议”，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于1964年回国。邦达·绕嘎则作为信使为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邦达仓家族成员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充分体现了他们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立场。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真心实意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就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积极作用。
三、时代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镜鉴
（一）邦达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证
从家族起源看，邦达家族通过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获得领地和身份，这本身就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卫藏与康区之间交往互动的产物。从商业实践看，邦达仓的贸易网络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在物资流通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群的流动、信息的传播和观念的交流。从家族成员看，邦达三兄弟分别活跃于拉萨、昌都、印度噶伦堡，与汉、藏、英、印等多方势力打交道，其世界主义视野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的商业实践中形成的。
正如玉珠措姆所言，康区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接触区域’与‘文化走廊’，充满了汉、藏、回、彝等民族间相互妥协、相互贸易及观念融合的进程”。邦达仓正是这一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参与者之一。他们既是这一交融进程的受益者，通过跨区域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也是这一交融进程的推动者，通过商业活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互信。
（二）邦达仓的爱国实践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宝贵资源
邦达仓的爱国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一是它体现了藏族同胞对祖国的深厚感情。邦达仓家族成员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支援红军、支援抗战、支援解放，用行动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藏族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二是它展示了汉藏民族团结的生动画面。邦达仓与内地商号的合作、邦达·多吉与红军的合作、邦达·养壁与中央代表的合作，都是汉藏民族团结的典范。三是它提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案例。邦达仓以商抗日的壮举，对于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实践中，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邦达仓这样的历史资源，讲好西藏爱国故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
（三）邦达仓案例的理论启示：多元与共同的辩证统一
在长期的跨区域贸易中，他们反复验证了一个朴素的因果关系，国家统一则商路畅通、边疆稳定则生意兴隆；反之，国家分裂则商路断绝、战乱频仍则资本湮灭。这种因果关系的反复验证，使国家统一从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实践命题。邦达仓的以商抗日实践就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其横跨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络将彻底瓦解，因此支持抗战既是爱国行为，也是维护自身商业存续的必要选择。这种利益与认同的叠合，使邦达仓的爱国行为具有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内生动力。
鉴往知来，邦达仓的案例表明，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征程上，我们要从邦达仓这样的历史典范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在各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课题项目：2026年度昌都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项目课题“爱国藏商邦达仓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研究”。
作者单位：芒康县委党校
一、邦达仓的兴起：茶马古道上的商业奇迹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邦达仓的发迹史，本身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19世纪中叶，邦达家族尚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处于西藏社会结构的底层。通过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该家族获得了芒康江古寺附近的世袭职位，家族名称也由“彭达仓”逐渐演变为“邦达仓”。这一联姻不仅是两个家族经济政治资源的结合，更意味着邦达家族得以借助萨迦派在康区的宗教网络和政治资源拓展势力，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根本性跨越。
真正实现家族跨越式发展的是邦达·尼江。这位深具商业头脑的康巴商人并不满足于地方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拉萨这一西藏政治经济中心。据其孙辈口述，尼江初到拉萨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他将全部积蓄捐献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这一行为表面上是宗教虔诚的表现，实则是一举多得的商业策略，既赢得了寺院的信任和庇护，又借助寺院的社会网络迅速打开局面，更在无形中向西藏社会宣示了自己的财力。由于西藏没有现代银行体系，寺院乐于将资金存放在信赖的施主手中，尼江由此获得了低成本融资渠道。这种“以布施换信任、以信任换资本”的运作方式，充分体现了边疆商人在非正式制度环境中的高超经营智慧。
1909年，邦达仓获得羊毛和牦牛尾采购专营权，这是其从一般商号向垄断商号转变的关键一步。1910年至1913年间，十三世达赖为逃避清军镇压流亡印度，邦达·尼江在途中为其提供骡马运输和护卫，这一事件成为邦达仓命运的转折点。达赖返藏后，为回报邦达仓的资助，授予其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的特权，并明令其他商人不得经营。邦达·养壁还被封为亚东总管（四品官）。至此，邦达仓完成了从民间商号到“官商合办”的质变，一跃成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的商号。
鼎盛时期，邦达仓的商号遍布国内外，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在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康定，在拉萨、昌都、亚东、帕里、那曲，均设有分号或房产。这种跨区域、跨国界的商业网络，使邦达仓成为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经济纽带。
邦达仓的经营品种极为丰富，涵盖了茶叶、食盐、粮食、畜产品、中药材、西药、布匹、棉纱、染料、香烟、五金交电等。在拉萨，邦达仓拥有6辆汽车组成的小车队用于市区倒运；在噶伦堡，与热振仓、萨都仓合建了一座500名职工的羊毛加工厂。从经营规模看，仅1914年，邦达·养壁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已达709090两藏银。1953年，邦达仓拥有商业资金150万银元，此外还有存在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地无法估算的外币。
邦达仓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固定的批发零售，也有流动的骡帮深入农牧区购销；既有现金交易，也有春夏赊销、秋季以农牧产品抵偿货款的信用交易。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邦达仓实行“底薪加利润提成”的激励模式，秘书年俸200品藏银，远高于普通商号。这种制度安排，使其在西藏商业资本中形成了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正是这种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为邦达仓日后从事大规模爱国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邦达仓的崛起，在西藏近现代史上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它打破了卫藏贵族对西藏社会等级结构的垄断。在传统西藏社会，地位主要取决于出身——卫藏贵族和寺院上层占据金字塔顶端，康巴商人处于边缘位置。邦达仓能够获得“天是邦达的，地是邦达的”这样的民间评价，本身就说明经济力量开始冲击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二是邦达仓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进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西藏与南亚的经济联系，客观上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藏地方的封闭状态。三是邦达仓的成功为后来其爱国实践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正是凭借这种传奇地位，邦达仓才具备了其他商人阶层所不具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二、爱国实践的三重历史贡献
（一）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康区。此时，因武装反抗噶厦政府而避难巴塘波密地区的邦达·多吉，最初奉命在巴塘至白玉沿线袭扰红军。但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争取下，邦达·多吉转而支持工农红军，并在甘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
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邦达·多吉利用自身在康区的社会网络和商业资源，积极筹措资金、粮草、羊毛等物资支援红军。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支前报告中提到，康区各族各界支援委员会为部队砍柴1500万斤，割草500万斤，购粮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匹），运输酥油2000斤、物资7万多驮，参与运输的牦牛达10万余头。邦达·多吉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动员作用。
对于一位出身巨商家族、长期与国民党中央保持联系的上层人士而言，支持红军意味着与既有政治轨迹的断裂，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邦达·多吉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最根本的是其在康区长期经商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亡超越了地方利益和阶层分野。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邦达·多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觉悟。
（二）开辟陆路国际运输线以商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邦达仓的爱国行动达到了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战时中国实行全面海上封锁，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大后方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在此背景下，邦达·养壁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一条从印度经西藏直通四川、云南的陆路国际运输线，完全依靠骡马驮运。这条运输线“曾经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航空运输线并驾齐驱”，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这条运输线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从印度噶伦堡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亚东、拉萨、昌都，再进入川西康定或滇西北丽江，全程数千里，途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盗匪出没、气候恶劣。邦达仓为此投入自备骡马2000余匹，在沿途设立固定和流动转运站，形成了高效运转的运输网络。在整个抗战期间，邦达仓运送的支援物资总价值达1.5亿美元。
1942年，邦达仓还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理塘设临时总号，动员藏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后方。令人感动的是，康藏沿途原本盗匪猖獗，但为邦达兄弟的大义所感召，匪患竟一度销声匿迹，往来商旅畅通无阻。这一事实深刻说明，在国家危亡的关头，超越地方利益、阶层分歧的国家认同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1944年，邦达仓向国民政府申请生丝出口许可证以缓解资金周转困难，财政部迅速批复，这也表明邦达仓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积极回应，汉藏商民在抗战旗帜下的合作，成为民族团结在危难时刻的生动实践。
邦达仓以商抗日的实践，深刻诠释了商路安全依存于国家统一、家族命运从属于民族命运的道理。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日本控制东亚大陆，其横跨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络将彻底瓦解。这种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的实践，是边疆商人爱国主义的重要特征。
（三）拥护西藏和平解放并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
邦达·多吉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转向，是其爱国实践的又一重要体现。“行宪国大”期间的经历使邦达·多吉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目睹贿选丑闻、派系倾轧，他和邦达·绕嘎“对国民党大失所望”。1946年“行宪国大”期间，国民党采取圈定办法操纵选举，“有些代表不愿接受这种办法，未经圈定即被选出。于是下令未经圈定当选的代表，应退让给经过圈定者。应退让者不服，进行绝食请愿，有的还买了棺材，有的到中山陵痛哭”。邦达兄弟亲历了这一闹剧，对国民党的民主承诺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1949年9月，邦达·多吉与邦达·绕嘎在成都参加“康藏旅蓉学术研究会”时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将能取得胜利”，强调“决不能使地方糜烂”。这一判断表明，在与国民党的接触中，邦达·多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有了正确的认识。
1950年，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南路先遣部队到达理塘时，邦达·多吉亲自迎接，主动表示愿意承担运输任务。更为关键的是，他委托邦达·绕嘎作为信使，渡江前往昌都，向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递交了《和平谈判基础十条》，为促成昌都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邦达·多吉还向芒康一带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与驻守宁静的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联系，劝说其赞同和平解放主张。
中央领导人多次亲切接见邦达多吉，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爱国统战人士的高度重视。1950年国庆观礼期间，邦达·多吉作为西康代表团团长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四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欢迎宴会上，邦达·多吉代表藏族同胞发表讲话，表示“藏族愿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努力，坚决把帝国主义逐出国境”。在京期间，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贺龙、刘伯承等领导人都亲自组织欢迎宴会，对邦达·多吉给予高规格接待，对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此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充分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多次表达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决心。邦达·养壁也受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受邀参加了建国四周年国庆观礼，并在京期间出席全国工商联重要会议。这些接见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爱国藏商的关怀与信任，也进一步坚定了邦达仓家族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西藏和平解放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邦达·养壁在噶伦堡担任商务官期间，热情接待和协助入藏的中央代表张经武，以实际行动拥护“十七条协议”，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于1964年回国。邦达·绕嘎则作为信使为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邦达仓家族成员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积极作为，充分体现了他们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立场。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真心实意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就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积极作用。
三、时代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镜鉴
（一）邦达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证
从家族起源看，邦达家族通过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获得领地和身份，这本身就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卫藏与康区之间交往互动的产物。从商业实践看，邦达仓的贸易网络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在物资流通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群的流动、信息的传播和观念的交流。从家族成员看，邦达三兄弟分别活跃于拉萨、昌都、印度噶伦堡，与汉、藏、英、印等多方势力打交道，其世界主义视野正是在这种跨文化的商业实践中形成的。
正如玉珠措姆所言，康区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接触区域’与‘文化走廊’，充满了汉、藏、回、彝等民族间相互妥协、相互贸易及观念融合的进程”。邦达仓正是这一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参与者之一。他们既是这一交融进程的受益者，通过跨区域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也是这一交融进程的推动者，通过商业活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互信。
（二）邦达仓的爱国实践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宝贵资源
邦达仓的爱国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一是它体现了藏族同胞对祖国的深厚感情。邦达仓家族成员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支援红军、支援抗战、支援解放，用行动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藏族同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二是它展示了汉藏民族团结的生动画面。邦达仓与内地商号的合作、邦达·多吉与红军的合作、邦达·养壁与中央代表的合作，都是汉藏民族团结的典范。三是它提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案例。邦达仓以商抗日的壮举，对于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实践中，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邦达仓这样的历史资源，讲好西藏爱国故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
（三）邦达仓案例的理论启示：多元与共同的辩证统一
在长期的跨区域贸易中，他们反复验证了一个朴素的因果关系，国家统一则商路畅通、边疆稳定则生意兴隆；反之，国家分裂则商路断绝、战乱频仍则资本湮灭。这种因果关系的反复验证，使国家统一从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实践命题。邦达仓的以商抗日实践就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其横跨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络将彻底瓦解，因此支持抗战既是爱国行为，也是维护自身商业存续的必要选择。这种利益与认同的叠合，使邦达仓的爱国行为具有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内生动力。
鉴往知来，邦达仓的案例表明，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征程上，我们要从邦达仓这样的历史典范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在各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课题项目：2026年度昌都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项目课题“爱国藏商邦达仓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研究”。
作者单位：芒康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