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晚年倾注大量心血撰写的一部哲学巨著，其核心贡献在于将唯物辩证法系统地运用于自然领域，从而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通过对当时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哲学概括与批判性反思，揭示了自然界自身的辩证运动规律，构建起人与自然、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的理论框架。
 　 一、《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自然界、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三者辩证统一的宏观视域出发，深刻阐释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契合性，从而超越了将自然与历史截然二分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在这部著作中，生态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辉。
　　（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一富有深邃历史感的篇章中，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这一论断不仅肯定了自然界作为物质基础的优先地位，同时强调了劳动作为能动中介的关键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前提。恩格斯进一步从发生学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劳动在人类进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论断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它从根本上超越了神创论和机械进化论的局限，揭示了人类起源的物质基础和辩证过程。恩格斯据此强调，语言与劳动共同构成了猿脑逐渐转变为人脑的主要推动因素，而相较于语言，劳动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更为根本、更为全面，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正是劳动的历史性发展，使人类得以逐步脱离纯粹动物状态的生存方式，迈入文明的门槛。
　　（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从动物界中逐步分化出来的漫长过程，同时也是自然界经历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深刻转变的历史进程。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者，不仅能够感知和适应自然，更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一本质区别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内在地包含着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多重维度。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人类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界也因此被逐渐刻上人类活动的烙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核心线索和基本框架。
　　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深刻的一体性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是自然界自我发展的高级形态，人从未也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与此同时，自然界同样因人的活动而发生改变，人以其独特的实践力量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的原有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新的生存条件和环境空间。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往往是深远且持久的，人类可以显著改变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和生长条件，甚至重塑整个区域的生态格局。人类将自然界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自身所需的资源，在自然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活动印记。
　　然而，人与自然之间同样存在相互对立的一面。人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与持续发展，必须不间断地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通过实践对自然界中的物质进行加工、改造，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和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人的创造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已经被满足的需要又会催生出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进而推动人们对自然界进行更深广的改造和利用，实践的形式也因此日益丰富和复杂化。但是，当人类无视自然界的承载限度，以无节制的方式向大自然过度索取资源时，便必然超出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与再生的能力边界，从而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恩格斯对这一辩证张力的深刻揭示，为后世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警示。
　　（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皆遵循着固有的客观规律，规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人类既不能无视规律的存在，也不能凭借主观意志随意改变规律的作用方式。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绝非可以完全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必须在认识规律、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审慎地调节自身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知极为有限，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因而普遍怀有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之情，这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实际上是人类对客观规律不自觉的朴素承认。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人类对自然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人们逐渐能够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使自然力量服务于自身的目的。然而，这种认识的进步也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倾向，即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逐渐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转向“凌驾于自然之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自居”，这种盲目自大的心态恰恰忽视了规律对主体活动的内在制约性。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在充分尊重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走弯路、付出代价。恩格斯关于“自然报复论”的深刻警示，向人类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长鸣警钟，告诫人们必须摒弃征服自然的狂妄心态，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然辩证法》中蕴藏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资源，尤其是其中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方法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参照意义。深入挖掘并系统阐发经典作家文本中的生态思想，推动其有机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不仅能够为生态治理提供价值遵循和哲学基础，更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延续与实践创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及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紧密结合，在深刻研判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社会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决心和战略定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坚定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明确确立“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由此进入了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成效最为显著的历史新时期。
　　（二）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在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判断既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紧迫性的高度清醒，也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治理工作的战略重点。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丽中国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认知和系统性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中所蕴含的诸多生态思想，与建设美丽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内在逻辑上高度契合、在价值取向上深度衔接，完全可以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参照指标和理论支撑资源。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内在关系，倡导人们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居民为获取耕地而大肆毁坏森林，最终招致大自然无情报复的历史教训为例，深刻揭示了生态变迁与文明兴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力回答了生态状况的优劣如何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这一重大历史课题。
　　第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无疑是值得全体人民为之自豪的伟大进步。然而，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国也累积了相当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体验的突出短板。面对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回答提问时，明确提出了“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这一理念从理论高度深刻转变了传统发展观中把经济与生态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生动形象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可以而且应当实现辩证统一的深刻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党关于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论内涵，为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有赖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恩格斯深刻揭示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乃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和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仅仅在观念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更为根本的是要在社会制度层面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和创新。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天蓝、地绿、水净的宜居空间。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和价值引导可以在意识层面唤醒人们的生态自觉，而制度规范和法治保障则从实践层面为人们的生态行为提供刚性约束，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长效化的健康轨道。
　　（三）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的时代承扬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和政治底色，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其深层逻辑始终指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最终的落脚点和价值归宿始终在于“人”本身——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生存质量的提升为根本关怀，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本原则，始终不渝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的坚定政治情怀，也为新时代生态惠民、绿色发展实践划定了价值标尺，指明了生态保护本质上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存权益与幸福生活。
　　我们党和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但实现“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还必须广泛依靠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奋斗。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与创造力，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管理方式上的探索与创新，不断提升全社会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水平，充分肯定和尊重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创造性作用，推动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科学的理论视野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多维度的辩证关系，为人类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历史建构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指导。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以持久的耐心、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行动，扎扎实实地推进每一项生态治理举措。唯有如此，方能让美丽中国的宏伟愿景在中华大地上一步步由理想变为鲜活的现实，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好家园，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夯实永续发展的根基。
　　基金项目：2024年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融媒体视域下陕西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GH24Y3026）；陕西省教育厅2022年度一般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本理论的哲学意蕴研究”（项目编号：22JK0210）；咸阳师范学院2021年度科研计划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陕西省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SYK21020）；咸阳师范学院2026年基础教育实践研究项目“人工智能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困境与提升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