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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治疆方略中“大一统”思想的实践逻辑与当代启示
文章字数：2729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脉络中，“大一统”思想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精神主线，贯穿于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实践。从汉代“设西域都护”的开创性举措，到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的体系化建制，再到清代“伊犁将军”的最终定型，古代治疆方略虽因时而变、因俗而治，却始终未曾偏离“天下归一”的核心价值追求。深入剖析古代治疆方略中的“大一统”思想，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逻辑，更能为新时代边疆治理提供深厚的历史智慧与文化滋养。
一、“大一统”思想在古代治疆方略中的三重体现
“大一统”思想源于先秦，成于秦汉，其后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其内涵不仅指地理版图的统一，更涵盖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整体整合。在古代治疆方略中，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政治上的“羁縻而治”与“主权在中央”的统一。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管辖体系。都护府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既尊重当地原有部落首领的治理权力，又以“护”为名行“管”之实，确保西域诸国“奉汉号令、朝贡不绝”。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推行“羁縻州府”制度，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但须由中央册封任命，且负有“奉正朔、守边疆”之责。这种“因俗而治”却不失中央统摄的治理模式，正是“大一统”思想在边疆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既承认差异，又追求统一；既尊重地方，又巩固中央。其二，军事上的“屯垦戍边”与“体系防御”。自汉代赵充国首倡屯田西域，至清代左宗棠“新疆建省”，屯垦戍边始终是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基本方略。屯田不仅解决了驻军粮饷问题，更将内地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与治理经验植入西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清代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同时在天山北路大规模屯田筑城，形成以伊犁为核心的军政防御体系。这种“兵农合一、屯戍一体”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军事存在与民生建设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大一统”思想中“守中治边”的战略智慧。其三，文化上的“礼乐教化”与“认同建构”。历代中央政权在治理西域过程中，不仅注重军政控制，更着力于文化认同的培育。唐代在安西都护府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推行科举取士；清代在新疆各地修建文庙、设立义学，推广官话，当时称“正音”，并组织编纂《西域图志》《新疆识略》等官方志书，系统整理西域历史地理，强化西域与内地的历史文化关联。这些举措虽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文化浸润，使“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建构起超越族裔界限的国家认同。
二、“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逻辑
古代治疆方略中的“大一统”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大一统”思想为中央政权治理西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价值支撑。历代统治者无不将西域纳入版图视为“天命所归”“王道所及”，如乾隆皇帝将西域定名为“新疆”取意“故土新归”，强调其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种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使西域治理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征服，升华为文化使命与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中也呈现出显著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古代治疆方略始终面临一个核心矛盾，如何在保持中央权威的同时，尊重西域多元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与社会传统？历代统治者的应对之策可概括为“羁縻而治、因俗而简”，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地方社会保持适度的自治空间；在文化认同的引导中，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信仰。这种“一元多样”的治理模式，既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底线，又避免了因强制同化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
三、“大一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大一统”思想作为古代治疆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虽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治理经验，对于新时代新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坚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底线，是边疆治理的根本前提。古代治疆方略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始终以确保西域“属我版图、听我号令”为根本目标。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昭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治疆工作的最高原则。新时代新疆工作必须始终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第二，尊重“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边疆治理的文化智慧。古代“羁縻而治”的治理模式，实质是在承认差异中寻求统一、在尊重多元中巩固一体。这一历史智慧对于当前新疆工作仍有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要消除各民族的文化特色，而是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多元”聚为“一体”，让“一体”统摄“多元”。新疆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第三，推进“嵌入式”的社会发展，是边疆治理的经济基础。古代屯垦戍边的重要启示在于：军事存在必须与民生建设相结合，边疆稳定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新时代新疆工作应进一步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内地与新疆、城市与乡村、兵团与地方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强化认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以民生改善凝聚人心，以共同富裕巩固团结。第四，构建“认同导向”的文化体系，是边疆治理的精神纽带。古代中央政权在治理西域过程中，始终注重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强化西域与内地的文化认同。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新时代新疆工作要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运用新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结语
纵观两千余年治疆历史，“大一统”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实践之中。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到清代的新疆建省，从羁縻而治到直接管辖，治理方式虽因时而变，但“天下归一”的价值追求始终如一。这一历史传统深刻揭示，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新疆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同频共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汲取古代治疆方略的历史智慧，坚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把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历史重托，让“大一统”的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让新疆这片占祖国版图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大一统”思想在古代治疆方略中的三重体现
“大一统”思想源于先秦，成于秦汉，其后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其内涵不仅指地理版图的统一，更涵盖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与社会秩序的整体整合。在古代治疆方略中，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政治上的“羁縻而治”与“主权在中央”的统一。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管辖体系。都护府作为中央派出机构，既尊重当地原有部落首领的治理权力，又以“护”为名行“管”之实，确保西域诸国“奉汉号令、朝贡不绝”。唐代在西域设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推行“羁縻州府”制度，以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但须由中央册封任命，且负有“奉正朔、守边疆”之责。这种“因俗而治”却不失中央统摄的治理模式，正是“大一统”思想在边疆实践中的灵活运用，既承认差异，又追求统一；既尊重地方，又巩固中央。其二，军事上的“屯垦戍边”与“体系防御”。自汉代赵充国首倡屯田西域，至清代左宗棠“新疆建省”，屯垦戍边始终是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基本方略。屯田不仅解决了驻军粮饷问题，更将内地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与治理经验植入西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清代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同时在天山北路大规模屯田筑城，形成以伊犁为核心的军政防御体系。这种“兵农合一、屯戍一体”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军事存在与民生建设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大一统”思想中“守中治边”的战略智慧。其三，文化上的“礼乐教化”与“认同建构”。历代中央政权在治理西域过程中，不仅注重军政控制，更着力于文化认同的培育。唐代在安西都护府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推行科举取士；清代在新疆各地修建文庙、设立义学，推广官话，当时称“正音”，并组织编纂《西域图志》《新疆识略》等官方志书，系统整理西域历史地理，强化西域与内地的历史文化关联。这些举措虽带有时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文化浸润，使“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建构起超越族裔界限的国家认同。
二、“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逻辑
古代治疆方略中的“大一统”实践，深刻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大一统”思想为中央政权治理西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和价值支撑。历代统治者无不将西域纳入版图视为“天命所归”“王道所及”，如乾隆皇帝将西域定名为“新疆”取意“故土新归”，强调其自古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种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使西域治理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征服，升华为文化使命与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中也呈现出显著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古代治疆方略始终面临一个核心矛盾，如何在保持中央权威的同时，尊重西域多元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与社会传统？历代统治者的应对之策可概括为“羁縻而治、因俗而简”，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地方社会保持适度的自治空间；在文化认同的引导中，尊重各民族的习俗与信仰。这种“一元多样”的治理模式，既维护了国家统一的政治底线，又避免了因强制同化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
三、“大一统”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启示
“大一统”思想作为古代治疆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虽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与治理经验，对于新时代新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坚持“国家统一”的政治底线，是边疆治理的根本前提。古代治疆方略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始终以确保西域“属我版图、听我号令”为根本目标。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昭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治疆工作的最高原则。新时代新疆工作必须始终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第二，尊重“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边疆治理的文化智慧。古代“羁縻而治”的治理模式，实质是在承认差异中寻求统一、在尊重多元中巩固一体。这一历史智慧对于当前新疆工作仍有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要消除各民族的文化特色，而是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多元”聚为“一体”，让“一体”统摄“多元”。新疆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第三，推进“嵌入式”的社会发展，是边疆治理的经济基础。古代屯垦戍边的重要启示在于：军事存在必须与民生建设相结合，边疆稳定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新时代新疆工作应进一步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内地与新疆、城市与乡村、兵团与地方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强化认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以民生改善凝聚人心，以共同富裕巩固团结。第四，构建“认同导向”的文化体系，是边疆治理的精神纽带。古代中央政权在治理西域过程中，始终注重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强化西域与内地的文化认同。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新时代新疆工作要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运用新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结语
纵观两千余年治疆历史，“大一统”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实践之中。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到清代的新疆建省，从羁縻而治到直接管辖，治理方式虽因时而变，但“天下归一”的价值追求始终如一。这一历史传统深刻揭示，新疆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新疆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同频共振。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汲取古代治疆方略的历史智慧，坚持从战略高度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把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历史重托，让“大一统”的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让新疆这片占祖国版图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