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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思政课教学的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
文章字数：3525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迅疾的发展态势与深广的渗透力度推动着教育生态的系统性变革。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指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使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这一重要论述为审视智能时代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嵌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在极大丰富教学资源供给与创新知识呈现方式的同时，也将技术自身的内生风险悄然带入课程运行全过程。应该深入剖析智能技术介入思政教育的深层风险机理，精准构建系统有效的治理路径，使人工智能真正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可信助力。
一、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三重风险
从知识论层面来看，思政课旨在进行价值引领与信仰塑造，其教学过程传递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性知识”。这类知识的说服力不仅来自透彻的学理逻辑，更有赖于主体的内心认同与情感确信。正如知识社会学者马克斯·舍勒在区分知识类型时所指出的，关乎价值与意义的知识不同于纯粹实证性的客观知识，它的接受必须依托个体的情感投入与价值确信。这种知识属性决定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师生间的信任结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知识的接受与权威的信任往往密不可分。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在悄然重塑这一深层结构。面对复杂的理论议题与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学生习惯于向算法寻求即时解答，而非与教师展开深度的思想交锋。当课堂讨论的参考坐标逐渐从教材的经典论述转向大模型的即时生成，知识的权威来源正从教师与教材构筑的制度性权威，日益让位于算法与概率编织的技术性权威。这种重构的隐蔽性，在于大模型输出的语言往往流畅自信且逻辑自洽，极易制造出一种形式合理的假象。语言越是流畅，其内嵌的价值预设就越难以辨识，回答越是完美，学生就越容易放弃独立追问。这比明显的错误言论更具渗透性，因为它不是以谬误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正确的姿态完成了对主流价值的稀释与偏移。由此，深层的挑战并非人工智能输出了何种错误内容，而是课堂赖以运转的信任结构正被悄然改写。当学生将信念的确认权让渡给算法，“信其道”的根基便随之动摇。
在关系论层面，思政课的育人过程高度依赖师生间具身性在场的情感共振与人格感召。教师在教学互动中的语气、神态乃至整体的精神风貌，往往承载着大量“默会知识”。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指出，这类隐性认知高度依赖个体经验与身体实践，是一种嵌入在具体教育情境中、通过师生互动中的语气、神态、精神风貌等细微表现得以传递的实践智慧。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中介的泛在化应用，正促使传统的师生交往模式经历一种“去情境化”的剥离，即从具体的、身体在场的情境中逐渐抽离。这种改变的深层隐忧，不在于教师教学投入的减少，而在于师生间原本基于心灵对话的价值引领，有可能退化为单向度的信息接收。长此以往，技术逻辑对教育场域的过度介入，将导致教学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人”的因素被边缘化。当充满温度的生命交往被降格为机械的数据交互，价值引领便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情感锚点，思政课在关系维度的育人功能也随之面临被实质性悬置的风险。
在主体论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代理功能，正隐蔽地剥夺着学生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正如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论述技术“外在化”时所揭示的，当人类的记忆与认知技能被外置到技术客体中时，主体便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技艺”（savoir-faire）与理论化能力的丧失。当学生习惯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作业、撰写心得、回应思辨性问题时，被外包出去的不仅是信息检索的劳动，更是价值判断的思维过程本身。这种对认知捷径的依赖，在一般知识性课程中或许仅表现为学习效率的异化，但在思政课中却构成了对育人目标的本体性消解。思政课的教学旨归，恰恰不在于让学生简单地知晓正确答案，而在于引导其完整经历得出答案的思想斗争。信仰的生成必须经过个体内心的价值冲突、理性审视与思想淬炼，无法通过算法投喂的现成结论一蹴而就。因此，面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代劳，思政课必须坚守其作为“思想淬炼场”的属性，在技术理性的包围中，捍卫学生作为价值建构主体的独立地位。
二、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治理路径
一是建设自主可控的知识供给体系，夯实思政课堂的信任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落实到思政课教学，关键不是将技术拒之门外，而是把内容生成的定义权与把关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者手中，使智能技术始终沿着立德树人的正确方向运行。在宏观技术架构层面，应积极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2026年4月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分阶段研发内嵌主流价值导向的思政教育专用大模型，通过强化算法的价值对齐能力，从源头矫正通用模型先天的价值偏差。在中观资源建设层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需牵头构建经过严格政治审核的思政课专用语料库，将权威教材、经典文献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结构化入库，使智能输出言之有据、言之有源。在微观教学应用层面，则需建立生成内容进课堂的常态化审核机制，明确教师对拟采用人工智能内容的政治把关责任，确保任何技术生成物在转化为教学内容前，均经过严密的价值审视与学理校验。更进一步，教师还可以化被动把关为主动运用，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引入课堂开展辨析式教学，引导学生剖析其中的立场预设与话语偏向，把技术的价值风险转化为培养学生政治鉴别力的鲜活教材。
二是优化技术介入的方式边界，守护思政课堂的具身场域。需将治理关口前移，从输出端的内容审查转向设计端的交互引导。当前通用大模型默认扮演有问必答的答案供给者，是将复杂价值体认简化为信息即时交付的底层逻辑，实质上悬置了知识建构的探究过程。破解的关键在于调整教学场景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将其由单向输出的回答者转变为启发思考的诘问者。这一设定的教育学意蕴在于，通过阻断直接的答案供给，迫使学生在信息加工中投入高阶认知努力，以思维的“摩擦力”唤醒学生的探究自觉。高校在部署教育大模型时，可通过系统提示词工程将苏格拉底式对话设为默认配置，引导系统以反问和追问替代直接结论，从而在技术设计层面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制度保障层面，教学管理应引入节奏治理理念，通过刚性制度为“慢变量”划定保护区。师生信任的建立、价值信仰的生成属于教育过程中的“慢变量”，极易受到智能技术“快变量”的挤压。具体而言，需将师生深度谈心、无终端研讨以及教师随堂答疑等核心环节固化为不可替代的教学规范，明确不以技术手段替代以物理空间的在场与时间维度的沉淀，守住思政教育的人格感召力。
三是推行过程透明的评价变革，重塑学生思维在场的主体地位。认知外包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以结论为中心的传统考核模式为“标准答案”留下了可乘之隙。需超越与技术捉迷藏式的末端防堵，转而将人机交互过程由隐性状态推向显性评价。在具体路径上，首要之举是调整评价重心，大幅压缩结论性与复述性考核的比重，转而强化课堂辩论、口头答辩及情境研讨等必须依赖学生即时思维参与的过程性考核。此外，建立全周期的作业留痕机制。高校可推行“独立初稿、人机对话记录、批判性修订稿”三件套并行的作业范式，促使教师的评价焦点从单一的文本产出，转向审视学生的提问策略、对技术生成内容的批判性考量以及修订过程中的价值坚守。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使思政教育中原本不可见的思想斗争与价值体认过程，首次具备了可观察、可评价的制度形态。最终，学生的批判性技术素养并非源于理论宣讲，而是在这种留痕、对勘与辩驳的日常规训中自然生成，进而实现从被动索取答案向主动与技术辩难的主体性跃升。
应该看到，智能技术的演进浪潮不可逆转，直面并化解内生风险恰是深化教育变革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一理念为思政课教学指明了方向，其核心要始终聚焦于教育对象——具备完整精神世界的“人”。算法虽能加速知识检索与重组，却无法替代价值认同生成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共鸣。因此，智能时代思政课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应用之“术”，更在于守护人的主体性之“道”。教育者需以清醒的价值自觉为技术划定边界，用深厚的理论功底引导学生穿透信息迷雾、触及思想本质。唯有如此，思政课方能在技术洪流中坚守精神坐标，让每一次课堂成为培育灵魂、滋养生命的真实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4JDSZK143）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三重风险
从知识论层面来看，思政课旨在进行价值引领与信仰塑造，其教学过程传递的核心是一种“信念性知识”。这类知识的说服力不仅来自透彻的学理逻辑，更有赖于主体的内心认同与情感确信。正如知识社会学者马克斯·舍勒在区分知识类型时所指出的，关乎价值与意义的知识不同于纯粹实证性的客观知识，它的接受必须依托个体的情感投入与价值确信。这种知识属性决定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师生间的信任结构，所谓“亲其师，信其道”，知识的接受与权威的信任往往密不可分。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正在悄然重塑这一深层结构。面对复杂的理论议题与社会思潮，越来越多的学生习惯于向算法寻求即时解答，而非与教师展开深度的思想交锋。当课堂讨论的参考坐标逐渐从教材的经典论述转向大模型的即时生成，知识的权威来源正从教师与教材构筑的制度性权威，日益让位于算法与概率编织的技术性权威。这种重构的隐蔽性，在于大模型输出的语言往往流畅自信且逻辑自洽，极易制造出一种形式合理的假象。语言越是流畅，其内嵌的价值预设就越难以辨识，回答越是完美，学生就越容易放弃独立追问。这比明显的错误言论更具渗透性，因为它不是以谬误的面目出现，而是以正确的姿态完成了对主流价值的稀释与偏移。由此，深层的挑战并非人工智能输出了何种错误内容，而是课堂赖以运转的信任结构正被悄然改写。当学生将信念的确认权让渡给算法，“信其道”的根基便随之动摇。
在关系论层面，思政课的育人过程高度依赖师生间具身性在场的情感共振与人格感召。教师在教学互动中的语气、神态乃至整体的精神风貌，往往承载着大量“默会知识”。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指出，这类隐性认知高度依赖个体经验与身体实践，是一种嵌入在具体教育情境中、通过师生互动中的语气、神态、精神风貌等细微表现得以传递的实践智慧。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中介的泛在化应用，正促使传统的师生交往模式经历一种“去情境化”的剥离，即从具体的、身体在场的情境中逐渐抽离。这种改变的深层隐忧，不在于教师教学投入的减少，而在于师生间原本基于心灵对话的价值引领，有可能退化为单向度的信息接收。长此以往，技术逻辑对教育场域的过度介入，将导致教学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人”的因素被边缘化。当充满温度的生命交往被降格为机械的数据交互，价值引领便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情感锚点，思政课在关系维度的育人功能也随之面临被实质性悬置的风险。
在主体论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代理功能，正隐蔽地剥夺着学生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正如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在论述技术“外在化”时所揭示的，当人类的记忆与认知技能被外置到技术客体中时，主体便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技艺”（savoir-faire）与理论化能力的丧失。当学生习惯于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作业、撰写心得、回应思辨性问题时，被外包出去的不仅是信息检索的劳动，更是价值判断的思维过程本身。这种对认知捷径的依赖，在一般知识性课程中或许仅表现为学习效率的异化，但在思政课中却构成了对育人目标的本体性消解。思政课的教学旨归，恰恰不在于让学生简单地知晓正确答案，而在于引导其完整经历得出答案的思想斗争。信仰的生成必须经过个体内心的价值冲突、理性审视与思想淬炼，无法通过算法投喂的现成结论一蹴而就。因此，面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代劳，思政课必须坚守其作为“思想淬炼场”的属性，在技术理性的包围中，捍卫学生作为价值建构主体的独立地位。
二、技术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治理路径
一是建设自主可控的知识供给体系，夯实思政课堂的信任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落实到思政课教学，关键不是将技术拒之门外，而是把内容生成的定义权与把关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者手中，使智能技术始终沿着立德树人的正确方向运行。在宏观技术架构层面，应积极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2026年4月印发的《“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分阶段研发内嵌主流价值导向的思政教育专用大模型，通过强化算法的价值对齐能力，从源头矫正通用模型先天的价值偏差。在中观资源建设层面，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需牵头构建经过严格政治审核的思政课专用语料库，将权威教材、经典文献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进行结构化入库，使智能输出言之有据、言之有源。在微观教学应用层面，则需建立生成内容进课堂的常态化审核机制，明确教师对拟采用人工智能内容的政治把关责任，确保任何技术生成物在转化为教学内容前，均经过严密的价值审视与学理校验。更进一步，教师还可以化被动把关为主动运用，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引入课堂开展辨析式教学，引导学生剖析其中的立场预设与话语偏向，把技术的价值风险转化为培养学生政治鉴别力的鲜活教材。
二是优化技术介入的方式边界，守护思政课堂的具身场域。需将治理关口前移，从输出端的内容审查转向设计端的交互引导。当前通用大模型默认扮演有问必答的答案供给者，是将复杂价值体认简化为信息即时交付的底层逻辑，实质上悬置了知识建构的探究过程。破解的关键在于调整教学场景中的人工智能角色，将其由单向输出的回答者转变为启发思考的诘问者。这一设定的教育学意蕴在于，通过阻断直接的答案供给，迫使学生在信息加工中投入高阶认知努力，以思维的“摩擦力”唤醒学生的探究自觉。高校在部署教育大模型时，可通过系统提示词工程将苏格拉底式对话设为默认配置，引导系统以反问和追问替代直接结论，从而在技术设计层面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在制度保障层面，教学管理应引入节奏治理理念，通过刚性制度为“慢变量”划定保护区。师生信任的建立、价值信仰的生成属于教育过程中的“慢变量”，极易受到智能技术“快变量”的挤压。具体而言，需将师生深度谈心、无终端研讨以及教师随堂答疑等核心环节固化为不可替代的教学规范，明确不以技术手段替代以物理空间的在场与时间维度的沉淀，守住思政教育的人格感召力。
三是推行过程透明的评价变革，重塑学生思维在场的主体地位。认知外包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以结论为中心的传统考核模式为“标准答案”留下了可乘之隙。需超越与技术捉迷藏式的末端防堵，转而将人机交互过程由隐性状态推向显性评价。在具体路径上，首要之举是调整评价重心，大幅压缩结论性与复述性考核的比重，转而强化课堂辩论、口头答辩及情境研讨等必须依赖学生即时思维参与的过程性考核。此外，建立全周期的作业留痕机制。高校可推行“独立初稿、人机对话记录、批判性修订稿”三件套并行的作业范式，促使教师的评价焦点从单一的文本产出，转向审视学生的提问策略、对技术生成内容的批判性考量以及修订过程中的价值坚守。这一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使思政教育中原本不可见的思想斗争与价值体认过程，首次具备了可观察、可评价的制度形态。最终，学生的批判性技术素养并非源于理论宣讲，而是在这种留痕、对勘与辩驳的日常规训中自然生成，进而实现从被动索取答案向主动与技术辩难的主体性跃升。
应该看到，智能技术的演进浪潮不可逆转，直面并化解内生风险恰是深化教育变革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一理念为思政课教学指明了方向，其核心要始终聚焦于教育对象——具备完整精神世界的“人”。算法虽能加速知识检索与重组，却无法替代价值认同生成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共鸣。因此，智能时代思政课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应用之“术”，更在于守护人的主体性之“道”。教育者需以清醒的价值自觉为技术划定边界，用深厚的理论功底引导学生穿透信息迷雾、触及思想本质。唯有如此，思政课方能在技术洪流中坚守精神坐标，让每一次课堂成为培育灵魂、滋养生命的真实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4JDSZK143）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