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财经工作的早期开拓者，也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创建者之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深耕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治理一线，务实担当、善于破局，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相持阶段，华中敌后局势严峻复杂，日伪在军事“扫荡”、政治“清乡”的同时，大肆开展经济掠夺与封锁，叠加国民党反共摩擦、连年自然灾害，造成根据地物资紧缺、物价暴涨、财政巨额亏空，给敌后持久抗战带来严峻挑战。1943年，曾山受命主持华中根据地财经工作，立足敌后斗争实际，紧扣抗战中心任务，系统推进财经治理改革，有效扭转了根据地经济被动局面，为坚持敌后抗战、稳固抗日民主政权夯实了物质基础。
　　一、立足抗战实际，树立战时财经理念
　　面对敌后物资匮乏、外援有限的艰难处境，曾山清醒认识到，被动依靠外部补助和增加税负难以维系长期抗战，唯有自主发展、坚持生产自救，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经济困局。他明确提出：“今后必须从积极方面打算，必须放到依靠自己动手，自己劳动的生产上面”，将自力更生确立为华中战时财经工作的根本方针。在具体工作中，曾山始终把握两条底线。一方面坚持抗战优先，各项经济布局、财政开支、物资调配，均服务对敌斗争核心需要，全力保障部队作战和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坚持兼顾民生，全面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削弱封建剥削，合理调整社会负担，扶持城乡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在保障战争供给的同时改善群众生活，为根据地财经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清晰思路。
　　二、深耕生产财税，夯实根据地经济根基
　　为破解物资短缺、财税混乱难题，1943年起，曾山从生产建设、财税整顿双向发力，夯实根据地经济根基。他推动华中局下发系列生产动员文件，掀起全域军民大生产运动。1944年4月，华中局明确硬性生产指标，要求部队直属队自主解决八个月伙食费，每名干部、战士完成种植青麻3斤、自织草鞋2双的生产任务。根据地军民全员参与开荒种粮、纺纱织布，党政军主动帮扶群众解决生产难题，扶持基层生产合作社发展，有效缓解物资供给压力。财税方面，根据地全面废除苛捐杂税，推行阶层合理负担政策，重点向中上层群体征税，切实维护贫苦工农利益。同时建立预决算、金库管理、会计审计等正规财政制度，常态化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工作，规范收支管理，让财政资金精准服务抗战与民生。
　  三、统筹金融贸易，掌握经济斗争主动权
　　金融混乱、贸易闭塞是制约根据地发展的突出短板。抗战前期，华中根据地地域分割、金融各自为战，币种繁杂、互不通用，严重阻碍物资流通，也让日伪得以利用伪币、法币扰乱市场、套取战略物资，持续冲击根据地经济秩序。1945年，曾山牵头成立华中银行筹备处，突破敌人封锁完成建厂、印钞规范制定等工作。同年8月华中银行正式成立，下设14个县市支行、32个办事处，组建千人专业队伍，统一发行华中币作为根据地本位货币。依托金银、粮油、盐棉等充足实物储备，华中币币值稳定、公信力强，通过回收旧币彻底肃清金融乱象，抵御了敌伪货币冲击。同时，他构建分级战时贸易体系，对内放开市场、激活流通，联动各解放区协同发展；对外严控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通过专业外贸机构置换军需民生物资，成功突破敌人经济封锁。
　　四、坚持统筹兼顾，彰显大局治理担当
　　曾山始终坚持全局思维，秉持“抽肥补瘦、互助共济”原则统筹全域财经工作。抗战时期，华中各地财政独立运转、收支失衡，累计亏空1.5亿元法币，军政保障压力巨大。在此背景下，他统筹调配苏中富庶区域物资财力，重点支援七师、江南六师等敌后艰苦作战部队，同时筹措物资支援华北八路军作战，彰显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革命担当。此外，他高度重视战时经济情报工作，组建专项力量研判市场物价、物资流向和经济态势，为财经决策、货币斗争和物资调配提供精准支撑。经过系统性治理，截至1944年底，华中各解放区及游击区总人口达3154万余人，根据地综合实力和抗战根基得到显著巩固。
　  五、总结实践经验，传承红色财经思想
　　曾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治理，是党战时经济建设的宝贵实践。他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战时实际，统筹战时保障与民生改善、局部建设与全域大局，以生产自救破解困局、以制度整顿夯实根基、以金融斗争掌握主动，有效化解敌后经济危机，稳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些实践丰富了党的经济理论，为解放区建设和新中国财政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曾山在治理中彰显的实事求是、心系群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诠释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与担当，为新时代统筹发展与安全、夯实民生根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红色滋养。
　　作者简介：刘衍钧（1998—），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