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杨善洲的政绩观为核心，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阐释其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从立场初心来看，它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将解决群众温饱与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抵制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以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从方法路径来看，它生动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实干担当与科学决策的统一，通过深入田间地头的改造活动，将主观意愿转化为经得起检验的客观实绩，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从价值尺度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深度契合，在推动地方经济结构优化的同时注重长远发展的谋划，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步创造。将杨善洲的政绩观融入干部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特殊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杨善洲精神、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座谈会”上强调，领导干部对待业绩，要坚持实践观点，把求真务实作为实现业绩的基本途径；要坚持群众观点，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业绩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历史观点，把科学发展作为衡量业绩的主要标准，做到以人为本、立足长远、统筹兼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根本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政绩之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供了明确的答案：政绩的最终归宿是人民的心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政绩观的根本是人民观，也就是怎样看待党与人民、江山与人民、权力与群众的关系，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权、为人民谋利、为人民奋斗。由此可知，人民是政绩的评判者，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人民是政绩的受益者，政绩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民是政绩的创造者，因此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杨善洲在任期间，没有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埋头苦干，解决最根本的民生问题——吃饭问题。面对干旱饥荒的严峻挑战，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深入田间地头，亲自示范“三岔九垄”插秧法，纠正错误的种植方法，推广科学种田技术，治理水患增强农业抗灾能力。他引进优质水稻品种，承诺若产量不达标由公家补偿，不让老百姓吃亏，最终将保山建设成为“滇西粮仓”，解决了百万农民的温饱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视角看待这一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解决他们的温饱、就业、住房等实际问题，才是最大的政绩。新时代的干部必须坚决摒弃各种形式主义，回归到“群众满意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以实干实绩赢得人民的口碑和信任。
　　二、政绩之镜：杨善洲精神的时代映照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事物前进上升的运动，本质上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就决定政绩绝不能停留在表面数字的堆砌，而必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调整适应。这一原理要求正确的政绩观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杨善洲任职期间，把功夫下在田间地头，通过坡改梯、林下经济、小集镇建设、利益联结机制等具体实践，推动地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方式揭示了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杨善洲一生坚守信仰，两袖清风。临终前仍牵挂群众，最后给他的奖金他还分成三份，一份给学校，一份给工人，一份给老伴儿。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体现了我们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主观世界的自觉改造。
　　三、政绩之道：以实干担当创造真实业绩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的认识源于实践并最终回归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质是将这一哲学命题转化为治理行动。真正的政绩绝非口头承诺，而是发挥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在实践层面的结合。杨善洲在任期间拒绝粗放发展模式，依据保山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因地制宜引进甘蔗新品种、推广咖啡种植、建设小集镇。基于科学调研的决策，是将唯物主义认识论贯穿于治理全过程的必然选择，这种科学决策的能力，恰恰源于对客观实践的深刻把握。
　　实践还具有社会历史性，任何实践成果都既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杨善洲在职时奠定保山发展基础，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二十二年，将五万六千亩荒山变成茫茫林海。这一壮举既创造了改善生态环境的显性成果，更留下惠及子孙后代的隐性基业。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实践者不贪一时之功，甘做铺垫的事，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不断积累和传承的过程。
　　以上三个维度——群众观、发展观、实践观共同构成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唯物史观理论根基。这三者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回答了政绩观的核心问题，也为在实践中怎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理论指南。
　　作者单位：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