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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中职发展型资助育人“福利依赖”困境的 突破与“四维一体”模式构建研究
文章字数：4653
摘要：推动学生资助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型，是新时代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然而，在县域中职学校，这一转型遭遇了深层的价值困境，表现为部分受助学生中滋生的“福利依赖”心态，使得资助的“扶志”与“育人”功能面临被悬置的风险。本研究基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长期实践，采用个案研究法，创新性地引入“福利依赖”的分析视角，系统诊断了其在政策传导、对象识别、过程管理与叙事引领四个维度的结构性失灵。研究发现，困境的症结在于“资助”与“育人”在机制与价值层面的系统性割裂。为破解“福利依赖”困境，本研究从实践场域中建构出“价值识别－发展赋能－精神契约－生态重构”四维一体的本土化模式。该模式旨在将资助工作从一个“经济转移流程”重构为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通过机制、载体、过程与文化的协同创新，引导受助学生实现从“被动依赖”到“价值自觉”的主体性升华。本研究为县域中职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提供了兼具理论自觉与实践可行的行动框架。
关键词：发展型资助；福利依赖；四维一体模式；资助育人；县域中职；个案研究
一、研究背景、问题提出与个案方法
（一）从“保障型”到“发展型”的资助范式转型
保障教育公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基本目标与庄严承诺。随着《新时代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推进，我国学生资助体系正经历从“保障型”向“发展型”的范式跃迁，其核心是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相融合的长效机制[1]。对于生源多来自农村家庭的县域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县域中职”）而言，这一转型承载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过技能促其人生出彩的深切期望。
（二）县域中职资助的“价值性危机”与“福利依赖”心态
然而，在政策覆盖日趋完善的当下，一个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的困境日益凸显。在部分县域中职学校，资助工作在部分学生中催生了一种可被称为“福利依赖”的心态。本研究在此借用此概念，并非指严格社会福利政策意义上的制度性依赖，而是用以描述一种在资助育人场域中出现的特定心理与行为倾向：受助学生及其家庭将国家资助视为一种“应得”的、近乎无条件的福利待遇，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功利心态参与申请，却普遍缺乏对资助所蕴含的国家关怀、社会期许及个人奋进责任的深度认同。资助的发放，未能有效激发出预期的感恩意识与奋斗动力，反而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等、靠、要”的被动心理[2]。这标志着资助工作正从早期的“技术性障碍”（如宣传不到位、识别不精准）阶段，滑向更为深层的“价值性危机”阶段——即资助行为本身与“发展育人”这一根本目标发生了功能性背离。
（三）基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个案的质性研究切入
已有研究对资助政策的宏观效能、精准技术及高校实践关注较多[3][4]，但多数聚焦于“如何更准、更快地发钱”，对县域中职这一特殊场域中，资助可能诱发“福利依赖”心态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流失”机制，缺乏深刻的剖析与系统的回应[5]。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笔者所任职的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深度个案。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典型场域的“深描”，系统呈现发展型资助理念在基层实践中所遭遇的复杂性、内在矛盾与生成性智慧。研究者本人作为“国家资助政策全程受益者”（广西“自强之星”）与“基层资助育人一线实践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为采用“行动－反思”式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内部人视角”[6]。通过对自身“受助－成才－反哺”成长轨迹的反思性分析，以及对六年一线教学、班主任管理与资助工作的系统性梳理，本研究旨在回应：县域中职资助育人工作为何会面临诱发“福利依赖”的风险？其背后的结构性、机制性症结何在？又如何通过系统性的模式创新，将资助工作重新锚定在“育人”这一根本原点，有效引导学生超越“福利依赖”，走向“价值自觉”与“主体性成长”？
二、发展型资助的理论审视与现实困境分析
（一）政策传导中的“价值脱敏”现象
政策宣传的效能衰减，不仅体现于信息触达率，更致命的在于价值内涵的传递失败。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实践观察表明，宣传往往被简化为对申请条件、发放金额的机械通知，通过生硬的行政渠道进行“信息倾销”。这一过程剥离了政策文本中蕴含的“国家期待”“社会共济”与“奋斗回报”的厚重伦理价值，将其矮化为一条纯粹的“福利资讯”。对于价值观尚在形塑期的青少年，这种“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传导，直接助长了将其视为可计算利益的认知，为“福利依赖”心态提供了最初的认知框架。政策善意在传导之初，其温暖与深度便被“技术性告知”所冷却和稀释。
（二）对象识别中的“价值悬置”盲区
精准资助的前提是精准识别，但当前高度依赖“低保证”等硬性材料的静态认定模式，存在巨大的“价值盲区”[7]。这种模式如同一台经济扫描仪，只读取“谁在物质上符合条件”，却无法回应“谁在态度上值得投资、谁在品格上需要引领”这一更本质的育人问题。它将学生的诚信度、进取心、家庭责任感等“人格素养数据”完全屏蔽在认定程序之外。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将资助视为“额外横财”的学生，与一个虽处困境却心怀感恩、渴望自强的学生，在冰冷的材料审核面前获得同等对待。识别机制的“价值无涉”，导致宝贵的资助资源在分配起点就失去了“育人”的筛选与导向功能，无法实现对正向价值的激励，客观上默许甚至鼓励了纯粹的功利性申请。
（三）过程管理中的“价值空转”困境
资助一旦发放，后续的育人环节在许多学校便陷入“静默”。由于考核体系往往重“发放合规、台账清晰”而轻“精神成长、行为改变”，工作重心自然偏向票据、表格等事务性流程。从资金到账到学生消费，这中间本应充满教育契机的时空，成为育人工作的“断裂带”。没有常态化的感恩教育、针对性的励志辅导、深度的发展性谈话，更没有有组织、制度化的公益实践安排。资助金仅仅是一笔与受助学生的学业表现、品德进步和个人成长无明确、强制性关联的“外部收入”。这种“发放即终结”的模式，是典型的“价值空转”，它无声地强化了“资助是免费午餐”的错误认知，系统性地浪费了将经济帮助转化为精神动能、将“受助”身份转化为“反哺”责任的关键时机。
（四）典型叙事中的“价值失真”问题
榜样引领本是破解价值困境、对抗“福利依赖”的利器，但基层实践常陷入“悲情叙事”的窠臼。宣传往往极力刻画典型人物过往的“苦”与“难”，却对其如何借助资助完成技能积累、实现职业突破、建立社会自信、并最终主动回馈的完整、积极的“成长路径”与“价值飞跃”刻画不足。这种片面的叙事，一方面让广大学生感到疏离（“我没那么惨”），难以共鸣；另一方面未能展现受助与成才之间可学习、可模仿的因果逻辑。榜样被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特殊他者”，而非一个可追随、可效仿的“普通行动者”，其激励内生动力、示范“受助－自强－反哺”价值闭环的效能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对冲“福利依赖”的消极文化。
三、“四维一体”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实践建构
（一）构建“复合证据－动态响应”精准识别系统
为突破“唯材料论”及“价值悬置”困境，构建了融合“经济数据”与“人格数据”的复合识别机制。其核心是制度化推行源于一线班主任实践的“三必访”（家庭重大变故必访、学业行为异常必访、长期情绪低迷必访）工作法，并将详实的家访记录、班主任观察、谈心笔记等作为关键的“过程性人格证据”纳入评议体系。这不仅是为了发现“隐性经济困难”，更是为了洞察学生的家庭责任感、求学内驱力、诚信品格与价值倾向。在评审中，对那些虽硬性材料稍逊但展现出强烈进取心、良好品格的学生，予以积极的评价倾斜。此举旨在从入口嵌入“价值筛选”，树立“资助是投资于奋斗者和承诺者”的鲜明导向，从源头对冲纯粹功利性申请。
（二）设计“权利－义务对等”发展性赋能项目
为扭转“福利给予”的认知，着力将资助资源从“无条件输血”式的生活补贴，战略性地转向“有条件造血”式的发展投资。核心载体是设立“技能成就奖学金”与“自强攀登计划”，明确将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在技能大赛中获奖、实现显著学业进步等具体成果，作为获得奖励或持续资助的“履约标准”。学生申请项目时，需同步提交个人成长计划与承诺。这实质上将单向的“给予－接受”关系，转化为一种“社会投资－个人奋斗”的隐性成长契约。资助与可衡量、可展示的个人能力成长直接强关联，学生必须通过切实努力来“兑现”资助，从而在行动逻辑中内化“奋斗才有回报、成长方有价值”的信念，驱动心态从“等靠要”向“拼搏争”转变。
（三）缔结“浸润－反哺”精神成长契约
为填补“价值空转”的断裂带，将一次性经济行为，延展为持续性的精神浸润与价值实践过程。首先，强化“仪式赋予”与“叙事重构”。举办庄严的颁发仪式，由师、生、校友共同阐述资助的社会意义；例如宣传研究者本人“从受助者到自强之星再到点灯人”的完整叙事，突出展现如何依托资助完成学业、锤炼技能、建立职业尊严、并最终将感恩化为反哺行动的价值升华链条，提供可信、可学的“成长模板”。其次，制度化嵌入“实践反哺”环节。要求所有受助学生每学期完成规定时长的志愿服务（如“四点半课堂”、社区公益），将其表现纳入“学生成长档案”并作为后续评优、实习推荐的重要依据。让学生在“被需要”和“能给予”的角色体验中，直观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打破单向索取的自我定位，在行动中构建“受助－自助－助人”的认知闭环与价值习惯。
（四）营造“自强感恩”资助育人文化场域
系统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康的组织与文化生态。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全面提升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资助育人”意识与能力，使其成为价值引导的关键执行者。在管理细节上，推行“学号－等级”式隐性公示，最大限度保护学生尊严。更为根本的是，在全校范围内，通过课程融入、主题活动、校园媒体等多元渠道，持续、旗帜鲜明地倡导“自强不息、技能报国、感恩奉献”的核心价值。对受助后出现违纪、学业严重懈怠的学生，建立预警、约谈与教育帮扶机制，传递“资助承载公共信任与期待，不可辜负”的明确信号。最终，旨在让整个校园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支持性的“气场”，使“珍惜机会、奋斗成才、回馈社会”内化为受助学生群体的集体共识与精神风貌。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深度个案，系统剖析了县域中职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型过程中遭遇的“价值性危机”，即“福利依赖”心态的滋生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链断裂。为破解此困境，研究从实践场域中建构出“价值识别－发展赋能－精神契约－生态重构”四维一体的本土化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将资助工作从一项“经济行政事务”重构为一项“系统育人工程”，通过机制、载体、过程与文化的协同创新，引导受助学生实现从“被动依赖”到“价值自觉”的主体性升华。本研究不仅为基层实践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行动框架，也深化了发展型资助理论在县域中职这一特殊场域中的内涵，对推动职业教育资助育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明确的实践启示与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等.新时代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Z].2023.
[2]周晔.立德树人视域下中职资助育人长效机制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2023(08):72-76.
[3]沈红.中国学生资助：理念、实践与展望[J].教育研究,2021,42(05):123-135.
[4]李向东.职业教育资助“扶困、扶志、扶智”融合育人路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2):89-94.
[5]张雪梅.县域中职精准资助与育人铸魂协同发展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2(09):65-70.
[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王峰,刘复兴.我国学生精准资助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J].中国教育学刊,2021(10):33-39.
作者单位：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关键词：发展型资助；福利依赖；四维一体模式；资助育人；县域中职；个案研究
一、研究背景、问题提出与个案方法
（一）从“保障型”到“发展型”的资助范式转型
保障教育公平，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基本目标与庄严承诺。随着《新时代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的推进，我国学生资助体系正经历从“保障型”向“发展型”的范式跃迁，其核心是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相融合的长效机制[1]。对于生源多来自农村家庭的县域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县域中职”）而言，这一转型承载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通过技能促其人生出彩的深切期望。
（二）县域中职资助的“价值性危机”与“福利依赖”心态
然而，在政策覆盖日趋完善的当下，一个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的困境日益凸显。在部分县域中职学校，资助工作在部分学生中催生了一种可被称为“福利依赖”的心态。本研究在此借用此概念，并非指严格社会福利政策意义上的制度性依赖，而是用以描述一种在资助育人场域中出现的特定心理与行为倾向：受助学生及其家庭将国家资助视为一种“应得”的、近乎无条件的福利待遇，抱着“不拿白不拿”的功利心态参与申请，却普遍缺乏对资助所蕴含的国家关怀、社会期许及个人奋进责任的深度认同。资助的发放，未能有效激发出预期的感恩意识与奋斗动力，反而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等、靠、要”的被动心理[2]。这标志着资助工作正从早期的“技术性障碍”（如宣传不到位、识别不精准）阶段，滑向更为深层的“价值性危机”阶段——即资助行为本身与“发展育人”这一根本目标发生了功能性背离。
（三）基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个案的质性研究切入
已有研究对资助政策的宏观效能、精准技术及高校实践关注较多[3][4]，但多数聚焦于“如何更准、更快地发钱”，对县域中职这一特殊场域中，资助可能诱发“福利依赖”心态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流失”机制，缺乏深刻的剖析与系统的回应[5]。鉴于此，本研究选取笔者所任职的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为深度个案。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一典型场域的“深描”，系统呈现发展型资助理念在基层实践中所遭遇的复杂性、内在矛盾与生成性智慧。研究者本人作为“国家资助政策全程受益者”（广西“自强之星”）与“基层资助育人一线实践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为采用“行动－反思”式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内部人视角”[6]。通过对自身“受助－成才－反哺”成长轨迹的反思性分析，以及对六年一线教学、班主任管理与资助工作的系统性梳理，本研究旨在回应：县域中职资助育人工作为何会面临诱发“福利依赖”的风险？其背后的结构性、机制性症结何在？又如何通过系统性的模式创新，将资助工作重新锚定在“育人”这一根本原点，有效引导学生超越“福利依赖”，走向“价值自觉”与“主体性成长”？
二、发展型资助的理论审视与现实困境分析
（一）政策传导中的“价值脱敏”现象
政策宣传的效能衰减，不仅体现于信息触达率，更致命的在于价值内涵的传递失败。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实践观察表明，宣传往往被简化为对申请条件、发放金额的机械通知，通过生硬的行政渠道进行“信息倾销”。这一过程剥离了政策文本中蕴含的“国家期待”“社会共济”与“奋斗回报”的厚重伦理价值，将其矮化为一条纯粹的“福利资讯”。对于价值观尚在形塑期的青少年，这种“去道德化”“去情感化”的传导，直接助长了将其视为可计算利益的认知，为“福利依赖”心态提供了最初的认知框架。政策善意在传导之初，其温暖与深度便被“技术性告知”所冷却和稀释。
（二）对象识别中的“价值悬置”盲区
精准资助的前提是精准识别，但当前高度依赖“低保证”等硬性材料的静态认定模式，存在巨大的“价值盲区”[7]。这种模式如同一台经济扫描仪，只读取“谁在物质上符合条件”，却无法回应“谁在态度上值得投资、谁在品格上需要引领”这一更本质的育人问题。它将学生的诚信度、进取心、家庭责任感等“人格素养数据”完全屏蔽在认定程序之外。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将资助视为“额外横财”的学生，与一个虽处困境却心怀感恩、渴望自强的学生，在冰冷的材料审核面前获得同等对待。识别机制的“价值无涉”，导致宝贵的资助资源在分配起点就失去了“育人”的筛选与导向功能，无法实现对正向价值的激励，客观上默许甚至鼓励了纯粹的功利性申请。
（三）过程管理中的“价值空转”困境
资助一旦发放，后续的育人环节在许多学校便陷入“静默”。由于考核体系往往重“发放合规、台账清晰”而轻“精神成长、行为改变”，工作重心自然偏向票据、表格等事务性流程。从资金到账到学生消费，这中间本应充满教育契机的时空，成为育人工作的“断裂带”。没有常态化的感恩教育、针对性的励志辅导、深度的发展性谈话，更没有有组织、制度化的公益实践安排。资助金仅仅是一笔与受助学生的学业表现、品德进步和个人成长无明确、强制性关联的“外部收入”。这种“发放即终结”的模式，是典型的“价值空转”，它无声地强化了“资助是免费午餐”的错误认知，系统性地浪费了将经济帮助转化为精神动能、将“受助”身份转化为“反哺”责任的关键时机。
（四）典型叙事中的“价值失真”问题
榜样引领本是破解价值困境、对抗“福利依赖”的利器，但基层实践常陷入“悲情叙事”的窠臼。宣传往往极力刻画典型人物过往的“苦”与“难”，却对其如何借助资助完成技能积累、实现职业突破、建立社会自信、并最终主动回馈的完整、积极的“成长路径”与“价值飞跃”刻画不足。这种片面的叙事，一方面让广大学生感到疏离（“我没那么惨”），难以共鸣；另一方面未能展现受助与成才之间可学习、可模仿的因果逻辑。榜样被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特殊他者”，而非一个可追随、可效仿的“普通行动者”，其激励内生动力、示范“受助－自强－反哺”价值闭环的效能大打折扣，无法有效对冲“福利依赖”的消极文化。
三、“四维一体”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实践建构
（一）构建“复合证据－动态响应”精准识别系统
为突破“唯材料论”及“价值悬置”困境，构建了融合“经济数据”与“人格数据”的复合识别机制。其核心是制度化推行源于一线班主任实践的“三必访”（家庭重大变故必访、学业行为异常必访、长期情绪低迷必访）工作法，并将详实的家访记录、班主任观察、谈心笔记等作为关键的“过程性人格证据”纳入评议体系。这不仅是为了发现“隐性经济困难”，更是为了洞察学生的家庭责任感、求学内驱力、诚信品格与价值倾向。在评审中，对那些虽硬性材料稍逊但展现出强烈进取心、良好品格的学生，予以积极的评价倾斜。此举旨在从入口嵌入“价值筛选”，树立“资助是投资于奋斗者和承诺者”的鲜明导向，从源头对冲纯粹功利性申请。
（二）设计“权利－义务对等”发展性赋能项目
为扭转“福利给予”的认知，着力将资助资源从“无条件输血”式的生活补贴，战略性地转向“有条件造血”式的发展投资。核心载体是设立“技能成就奖学金”与“自强攀登计划”，明确将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在技能大赛中获奖、实现显著学业进步等具体成果，作为获得奖励或持续资助的“履约标准”。学生申请项目时，需同步提交个人成长计划与承诺。这实质上将单向的“给予－接受”关系，转化为一种“社会投资－个人奋斗”的隐性成长契约。资助与可衡量、可展示的个人能力成长直接强关联，学生必须通过切实努力来“兑现”资助，从而在行动逻辑中内化“奋斗才有回报、成长方有价值”的信念，驱动心态从“等靠要”向“拼搏争”转变。
（三）缔结“浸润－反哺”精神成长契约
为填补“价值空转”的断裂带，将一次性经济行为，延展为持续性的精神浸润与价值实践过程。首先，强化“仪式赋予”与“叙事重构”。举办庄严的颁发仪式，由师、生、校友共同阐述资助的社会意义；例如宣传研究者本人“从受助者到自强之星再到点灯人”的完整叙事，突出展现如何依托资助完成学业、锤炼技能、建立职业尊严、并最终将感恩化为反哺行动的价值升华链条，提供可信、可学的“成长模板”。其次，制度化嵌入“实践反哺”环节。要求所有受助学生每学期完成规定时长的志愿服务（如“四点半课堂”、社区公益），将其表现纳入“学生成长档案”并作为后续评优、实习推荐的重要依据。让学生在“被需要”和“能给予”的角色体验中，直观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打破单向索取的自我定位，在行动中构建“受助－自助－助人”的认知闭环与价值习惯。
（四）营造“自强感恩”资助育人文化场域
系统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康的组织与文化生态。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全面提升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资助育人”意识与能力，使其成为价值引导的关键执行者。在管理细节上，推行“学号－等级”式隐性公示，最大限度保护学生尊严。更为根本的是，在全校范围内，通过课程融入、主题活动、校园媒体等多元渠道，持续、旗帜鲜明地倡导“自强不息、技能报国、感恩奉献”的核心价值。对受助后出现违纪、学业严重懈怠的学生，建立预警、约谈与教育帮扶机制，传递“资助承载公共信任与期待，不可辜负”的明确信号。最终，旨在让整个校园文化形成一种强大的、支持性的“气场”，使“珍惜机会、奋斗成才、回馈社会”内化为受助学生群体的集体共识与精神风貌。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深度个案，系统剖析了县域中职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型过程中遭遇的“价值性危机”，即“福利依赖”心态的滋生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链断裂。为破解此困境，研究从实践场域中建构出“价值识别－发展赋能－精神契约－生态重构”四维一体的本土化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将资助工作从一项“经济行政事务”重构为一项“系统育人工程”，通过机制、载体、过程与文化的协同创新，引导受助学生实现从“被动依赖”到“价值自觉”的主体性升华。本研究不仅为基层实践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行动框架，也深化了发展型资助理论在县域中职这一特殊场域中的内涵，对推动职业教育资助育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明确的实践启示与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等.新时代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7年）[Z].2023.
[2]周晔.立德树人视域下中职资助育人长效机制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2023(08):72-76.
[3]沈红.中国学生资助：理念、实践与展望[J].教育研究,2021,42(05):123-135.
[4]李向东.职业教育资助“扶困、扶志、扶智”融合育人路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2):89-94.
[5]张雪梅.县域中职精准资助与育人铸魂协同发展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2(09):65-70.
[6]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7]王峰,刘复兴.我国学生精准资助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J].中国教育学刊,2021(10):33-39.
作者单位：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